〔中图分类号〕I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3-7535(2006)04-080-04 陈维崧为清代词坛大家，有“玉麒麟”之称；同时也是骈文大家，执清初骈文文坛牛耳。他与吴绮、章藻功等代表了顺治、康熙年间骈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因此，当康熙间曹溶编、陶越增删的《学海类编》中首次出现署名为陈维崧的《四六金针》时，得到后来学人的普遍信任，特别是当代学人的信任。康熙后，公私书目和总集诗文评类，著录《四六金针》时，都以《学海类编》为依据。如光绪己亥（1899年）编的《八千卷楼书目》以及影响较大的《丛书集成初编》等。当代骈文研究者也将《四六金针》视为陈维崧所作。其实，《四六金针》乃割裂、抄袭元代陈绎曾《文筌·四六附说》而成，非陈维崧所作。《学海类编》所录书籍多篡改伪托，其收录书籍不宜轻信。 一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其骈文在当时获得高度评价。清初散文3大家之一的汪琬云：“陈处士排偶之文芊绵凄恻，几于凌徐扳庾。予致书王十五（王士祯）曰：‘唐以前某所不知，盖自天宝以后七百余年，无此等作矣。’”[1]毛先舒则直接指出陈维崧为当时骈文创作领袖：“乃其年则群推领袖，直接宗风。既吐纳乎百川，亦磐控乎六马。观其整肃则垂绅搢笏，雄毅则剑拔弩张，绮丽则步障十层，遥裔则平楚千里。或徘徊如堕明月，或夭矫如曳晴虹，或如妖姬扬袂而望所思，或如秋士餐英而思所托。”[2]当代学者对于陈维崧骈文也极为推崇，张仁青的评价可为代表：“珠排玉戛，宫沈羽振，其体丽以则，其词博以赡，往往驱悬孤绝，灌溉芳润，山崖屋壁金石之文，以及稗官杂记怪迂之说，无不捃摭搜采，尽罗腕底，论者以为上追徐庾，下揖王杨，可无愧色。”[3]可见，辨析《四六金针》是否为为陈维崧所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四六金针》本身篇幅不长，但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谢无量云：“欲观齐梁骈文用力之处，宜求之彦和《雕龙》之论；欲观唐宋以来四六之体裁优劣，宜求之其年《金针》之书。”[4]刘麟生则云：“骈文中兴，则骈文话之著作亦多，此亦理所固然。陈其年有《四六金针》，专讲骈文之技术，如谋篇遣词等等，而以古法今法划分之。此后复讨论骈文之目体制式格五种。格分三种，最上混成格，其次精严格，又其次巧密格。”[5]蒋伯潜、蒋祖怡则肯定陈维崧：“又有《四六金针》一书，对于唐宋以来骈文的体裁、优劣和作法等等，均有具体的详述，启示学习骈文者以门径。他对骈文有很深的造诣，所以能把骈文的种种方法，扼要地指点出来。”[6]都从骈文史的角度肯定了《四六金针》对于骈文创作的积极意义。此后，提到《四六金针》的当代学者都认其为陈维崧所作。如张仁青认为陈维崧著有“《迦陵文集》、《湖海楼俪体文集》、《湖海楼诗》、《迦陵词选》、《四六金针》、《两晋南北朝史集珍》等。”[3]莫道才《骈文通论》中将《四六金针》视为陈维崧所作，在“骈文的复兴期”中专门分析了《四六金针》的理论特点和价值。[7]于景祥也认为：“陈维崧还撰有《四六金针》一书，对骈文艺术手法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8]且对《四六金针》提出的约事、分章、明意、属辞作了褒扬性的评价。因此，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四六金针》作者问题也必须加以辨析。 二 笔者在翻阅《续修四库全书》时，发现元代陈绎曾的《文筌》中的“四六附说”内容和《四六金针》基本相同，2书实为1书，因而必有一伪。到底是《文筌》早还是《四六金针》成书早呢？[9] 从2书文本内容来看，《四六金针》内容明显从《四六附说》割裂、篡改而来，故意改头换面。如《文筌·四六附说》开头论四六之法：“一、法：四六之兴，其来尚矣。自典谟誓命，已加润色，以便宣读。四六其语，谐协其声，偶俪其辞。凡以取便一时，使读者无聱牙之患，听者无诘曲之疑耳。故为四六之本，一曰约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属辞。务欲辞简意明而已。此唐人四六故规而苏子瞻氏之取则也。后世益以文华，加之工致，又欲新奇于是，以用事亲切为精妙，属对巧的为奇崛，此宋人四六之新规，而王介甫氏之所取法也。变而为法凡二：一曰剪截，二曰融化。能者得之，则兼古通今。信奇法也！不能者用之，则贪用事而晦其意，务属对而涩其辞，四六之本意失之远矣。又何以文为哉！今开具二法于后。”[10]而《四六金针》开头则为：“四六之兴，其来尚矣。骈词俪语，六经多有之。至汉乃从典谟誓命而加之润色。一篇始末，皆以对偶成文，谐协其声，以便宣读。俾听者易晓，斯亦古文之一体也。元陈绎曾言四六之法，其要有四：一曰约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属辞。务在词简而意明。此唐人四六故规，而苏子瞻氏之取则也。后世益以文华，喜工致而新奇。于是以用事亲切，属对巧的为精妙。变而为法凡六：曰熟、曰剪、曰截、曰融、曰化、曰串。能者得之，兼古通今，此宋人四六之新规，而王介甫氏之所取则也。以云《四六金针》，不外是矣。今参考其说，开具二法于后，而以目、体、制、式、格五者附焉。噫！吾于此道，用力十余稔，庶有一得，愿与二三子共之，尚其勿轻以畀人而可哉！”[11] 对比2段，可以肯定先有陈绎曾四六之论，再有《四六金针》之说。因为在论四六创作方法“约事”、“分章”、“明意”、“属辞”时，《四六金针》编者明确说明来自陈绎曾，这说明其见过陈绎曾论四六的书籍。此外，其他关键内容、语言表达明显来自《四六附说》。如论四六从典谟誓命溯源，以对偶成章、谐协其声、辞简意明为四六特点等都雷同。至于将四六分为“故规”、“新规”二体，将“剪截”、“融化”单列，又将《四六附说》后面中提到的“熟”、“串”提到开头中，将“新规”二法变为“六法”，认为“四要”、“六法”就成为《四六金针》题名的含义，更是明显勉强。从论证逻辑上来说，《四六附说》分四六为古、今两体，以古为本，以今为变，褒扬古体；而《四六金针》则平叙，对古、今两体无褒贬，则是违反了原著的本意。《四六金针》将古、今四六二法分别论述，附以目、体、制、式、格，也是完全照抄《四六附说》后文目录，只是将之提前到开篇。至于：“吾于此道，用力十余稔，庶有一得，愿与二三子共之，尚其勿轻以畀人而可哉！”也不符合陈维崧的创作情况。陈维崧以骈文名世，十岁就代祖父陈于廷作《杨忠烈像赞》，一生都致力于骈文创作；又其性格豪爽、交游广阔，与王士禛、朱彝尊、徐乾学等名流交好。所以“十余稔”、“勿轻以畀人”等就与事实和其豪爽性格不符，只是《四六金针》编者的故弄玄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