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诗学是在清算明代诗学流弊的同时完成自身的理论建设，在批判中确立自己的诗歌观念和诗歌理论的，在这一过程中，对诗歌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建构始终是问题的核心。清初将明代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士风和学术的败坏，意味着明代无论在知还是行上首先是一个传统失坠的时代，为此清初文化救亡和建设的主要目标就被确定为修复和重整传统。 文化中的传统修复和重整，目标是单一而明确的，即张溥所揭应社的宗旨——“志于尊经复古”①，回归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以济世致用为基本宗旨的儒学传统。其核心是首先回到经学，以经学充实理学的知识基础，以实证性的考据方法重建经学和实学的方法论。而文学中的传统修复和重整，却要复杂得多，面临伦理秩序的重建、风格典范的确立、创作理念的更新以及知识谱系的调整等多重问题。就整个清初诗坛来看，对待诗歌传统的立场和态度是多样的，除了唐诗派和宋诗派，还有像裘琏那样否定唐诗而直溯《诗经》的，也有金圣叹那样“愿天下学古者，断以秦汉为法”的②，只不过流传范围不同，影响有大小而已。重要的派别和学说都需有待专门讨论，本文只就当时诗坛的几个热门话题略作分析。这些话题集中了诗歌观念和传统重整中最关键的问题。历来的研究虽也个别涉及这些问题，但缺乏通盘的考察，尤其是缺乏对其间内在关联的综合分析，以致不能对清初诗歌观念的建构形成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一、重倡诗教：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 对生活在明末清初的诗人来说，他们经历或记忆中的诗歌史就是一段诗歌走向堕落的历程，以致清初的批评家不得不再次站到一个类似唐初陈子昂的位置上，发出“诗道榛芜，宋元迄明，几五百年”的慨叹③。传统的失坠和风气的颓靡是如此不堪，甚至一般文人对扭转风气已感到绝望，而只能取洁身自好的态度，最低限度地维持一个读书人的操守。孙承泽《与梁玉立》云：“吾辈读书，即不能穷极理奥，决不可事禅悦以助颓澜；吾辈作诗文，即不能力追大雅，决不可戏噍声以堕恶道。”④话是这么说，但乱世总是豪杰之士挺生间出的时代，面对思想领域里的禅风流荡，文学领域里的恶习泛滥，有识之士不仅加以深刻的反思，还进行各种有建设性的理论思考，希望找到革除积弊之道。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古为理想和价值之源的国度，复古即回归传统永远是最有力的口号，同时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成功策略。清初的学人仍只能作此选择。如果说在思想领域他们是祭起经学的大旗，以振兴儒家正统思想来抑制异端的横行，那么在文学领域，他们就是以《诗经》的雅正传统为核心，回到儒家诗学的基本理念，显示出一种重整儒家诗学传统，以树立新的诗歌观念的共同意识。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基于诗歌的现实地位与儒家诗学政教传统的失落，将明清之际诗学的总趋向概括为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复兴及审美上性情诗学、格调诗学的走向综合与统一⑤，最有见地，可以说抓准了问题的核心。不过“政教精神”这一概念，似还可以再作推敲。正像他自己指出的，诗歌的政教传统丧失已久，绝非在明代才失落；同时他将现实生活中诗歌地位的低落归结于科举的影响，又属于明清两代共同存在的文学生态问题⑥，不是诗歌自身可以解决的。由此谛审，政教精神失落与复兴的命题同清初诗学语境的关系显得稍为迂远，不如表述为诗学传统的失落和复归更能紧扣问题的实质。 当然，传统本身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概念，就诗学而言，起码包括伦理的、审美的、知识的三个层面。对清初诗家来说，找回失落的传统，首先是要解决诗歌的伦理基础问题。为此他们重拾儒家传统诗论的种种言说，举凡“诗言志”、“思无邪”、“兴观群怨”、“修辞立其诚”、“发乎情止乎礼义”等最古老的儒家诗学话语，都被他们作为诗学的核心命题，反复加以引据和论证，予以切合当下语境的阐说和发挥。当时，无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诗家，无论是正统文人，还是叛逆型文人，尽管创作主张、审美趣味或师法策略各不相同，但在重建诗歌的伦理基础一点上却目标一致。连最有叛逆色彩的金圣叹，也强调“夫诗之为言诎也，谓言之所之也；诗之为物志也，谓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必于无邪，而言之所之不必其皆无邪，此则郑、卫不能全删，为孔子之戚也。今也一敬遵于孔子之法，又乘之以一日之权，而使心之所之必于无邪，言之所之亦必于无邪”⑦，则他人可想而知。清代诗歌的最初检阅——魏裔介编《清诗溯洄集》严沆序有云：“先生之论诗，一准于发乎情，止乎礼义，言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国风之不淫，小雅之不怨者乃始登之。”⑧两人在有限的文字中都堆砌了若干个儒家诗学的基本命题，而且都集中于伦理方面，显出一种不同寻常的迫切态度。这正是现实的焦虑在诗学言说上的反映。 在伦理上对诗学传统的复归，首先表现为对已成为诗学根本概念的“性情”的重新解释。针对晚明以来，“性灵”逐渐取代“性情”成为诗学的核心概念，“性情”概念往往被解作“情”的偏义复词，黄宗羲在《马雪航诗序》中将“性情”离析为“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在肯定个人情感的同时，重申了道德情感的永恒性。这样，“主性情”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主张自我表现的命题，或重复“诗言志”的老调，而是通过“反其本”与传统诗歌理想联系起来，不只强调说什么，还要强调怎么说。为此，几乎已被忘却的“诗教”又被请回来，供奉于当前诗学的神龛。以“反本”为其诗学出发点的钱谦益，曾说：“诗人之志在救世，归本于温柔敦厚。”⑨朱彝尊则说，“凡可受诗人之目者，类皆温柔敦厚而不愚者也。”⑩诗人的天职，诗人的本质，忽然都与“诗教”联系起来，“诗教”一时成了清初诗学的焦点，成为当时最活跃的诗学话语之一。这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的这一“诗教”虽被当代学者视为古代“论诗的最高圭臬”(11)，但到清初却似已濒于灭绝，王夫之甚至认为它自唐代即已亡失(12)。这样，清初诗家重提“诗教”，客观上就形成一股诗学传统复兴的思潮。历史上的诗教，大体是从“主文而谲谏”的角度，作为艺术创作动机和艺术表现的规范而被接受的，即存心敦厚，措辞温柔，以婉曲含蓄、优游不迫为尚。毛先舒《诗辩坻》对诗教的阐释正因袭了这种传统观念，表面上看都是老生常谈，但背后却有着发掘和复兴诗教的动机。失落已久的古老诗教重新回到当代的诗学言说中，在名公巨卿的有关言论中呈现为诗学传统的复兴和发扬(13)。与此同时，不知是“诗教”二字本身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还是面对前所未有的诗歌语境，人们有了新的理论要求，“诗教”不光是频繁地现身于清初诗论，还被加以多样的引申和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