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5-0087-04 《女开科传》不分卷十二回，又名《虎丘花案逸史》，题“岐山左臣编次，蠡庵居士批评”，是清初一部较有特色的才子佳人小说。本文拟就《女开科传》本事、成书时间、各版本的刊刻年代和地点等问题进行考证，力图揭示《女开科传》写作与刊行的真实面貌，使《女开科传》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一、《女开科传》本事考 《女开科传》主要描写了清初南直隶苏州府秀才余丽卿名士风流，与青楼女子倚妆相交，并招集众妓女模仿科举，进行考试，以定高下，结果被告发，逃逸，后发愤读书，终于中举做官，与所选青楼女子团圆的故事。小说所写女子开科考试之事，是古往今来闻所未闻的一件新奇事，但作者却是以当时发生的实事为蓝本进行加工和创作的。 女开科事件确有其事其人。孟森《心史丛刊·王紫稼考》对女开科事件作了详细的考证，事件发生在苏州，时为顺治十三年。褚人获《坚瓠集》云： “顺治丙申（十三年）秋，云间沈某来吴，欲定花案，与下堡金又文重华，致两郡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来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幡，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直指李公森先闻而究治，沈某责放，又文枷责，游示六门，示许被害告理。下堡有严五，于鼎革时取又文饷，已而又文告官，置严五于狱。严妻顾氏，因赴诉，刎于直指前。李公杖毙又文于狱而释严。”[1]96-97 又据孟森考证，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亦记载此事，云：“又有一金姓者，为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前有杀人事，未白。李公既来，复聚全吴名妓，考定上下，为胪传体，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将倾城聚观。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鞠，毙之。欢声如雷。”[1]99-100 《女开科传》所记“虎丘花案奇闻”无疑指的就是这件事。云间沈某即沈睿，金又文为明宰相金之俊之宗人，江南巡按李公森字琳枝，或作琳芝。山东掖县籍，平度人。崇祯庚辰进士，曾投降逆闯，任过伪职，入清以后，担任江南御史。此人素有铁面之称。《湛瑶述闻录》记载：“李森先，平度州人。顺治中，巡按江南，置奸胥之十一人于法，民大悦。”[3]98召集妓女开科考试、品定花案一事，本为金又文等文人的游戏行为，于装点太平未必无益，却因此而招来杀身大祸。李森先之所以将金又文等人重处，其性质实际是对苏州地区豪强势力的打击。孟森认为“据褚氏所记，森先之摧折豪士，可谓酷矣。”并认为“从杀风景而论，森先实有此嫌。”[1]99《研堂见闻杂记》则谓此事大快人心，可见，当时人对此事的看法并不一致。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褚人获为苏州人，且记录于康熙间，于顺治丙申耳目相接，所记当确实无疑。 《女开科传》将“虎丘花案”写入小说中，将故事悲剧的结局改成了喜剧。主角余丽卿为苏州人，似影射金又文；被巡按杖毙者改成焦姓，其妻子后来前来寻仇，似影射严五。小说中花案的主角逃脱，后还中举做官，与所选青楼女子团圆，和金又文被杖毙狱中的结局大不相同。小说第十二回蠡庵评曰：“生者可死，死者可生，真者可假，假者可真。而奸尻节烈、风流苦恼、奇怪百出，人鬼集投，盖无一不于是说见之。”[2]8即指明了小说内容生死转移、真假颠倒的虚构性质，而作者进行虚构之目的不过是借小说寄予身世之感，反映社会人生，穷尽世态百相。小说认为李森先对花案一事的处理颇为得体，第十回《凭好梦鬼窟全生》云：“一日，偶凑一位过往大官府回京，路从江南苏州府经过。听得父老，歌颂前任巡方德政，遐迩合一，即汉之张炯、唐之李佑、宋之唐介，亦不过是，口碑载道，与论检同。诚当今圣朝之真御史也。这过往官府已是击节称叹，又闻拷问花案一宗，杖死首犯一名，其余都置不问，说道：只这一宗，可谓宽严得体，情法兼尽。雅不欲以书生妓女游戏之事，株累无辜。即此便已见铁面所为，不恶而严之妙政。”[2]8将李公比作清官一类，对森先颇有偏袒之意。作者谅也是一位官场中人物，自称“左臣”足以说明是已经去官的官僚。作者最后将团圆中举的希望寄予处理花案的御史，颇有为此事翻案的意思，只不过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罢了，反映了其世界观的局限性。 小说第五、六两回还提到和尚三茁和王子弥被杀始末，事发于顺治十二年，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王子弥即王紫稼，或作王子嘉，明末清初昆曲名角，与之相交的文人有吴伟业、尤侗、徐轨等。三茁即三折，或作三遮。褚人获《坚瓠集》记载：“顺治甲午（十二年），巡按李森先访拿三拙和尚及优人王子嘉，立枷于阊门，三日而死。”[1]98顾公燮《丹午日记·哭庙异闻》记载：“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茁和尚僧妖，王子嘉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3]王紫稼因为与胥吏勾结，参与不法勾当，所以招来杀身大祸。这件事实际上也是李森先对苏州地区胥吏豪强势力的一种打击。杀死王郎，实在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情。丙申（顺治十三年）之后，与王紫稼交好的龚芝麓有挽诗，因此，王紫稼死于顺治十二年的记载是可靠的。 小说对三茁、王子弥之死，似无微词，正如孟森所云：“森先之杀王郎，吴人似无冤词。”[1]99反映了当时一般人的观点，不过，作者对王子弥之死还是有些惋惜之意，对三茁之死则认为罪有应得，并借此对佛教之虚伪、骗人的本质进行了描写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