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6-0033-06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三六三《大唐故亳州谯县令梁府君之墓志》云：“公讳玙，字希杭，京兆长安人也。……公生而岐嶷，见异州闾，羁髾之年，日新□藻，明《穀梁传》，入太学。逮乎冠稔，博通经史，诸所著述，众挹清奇。制试杂文《朝野多欢娱诗》、《君臣同德赋》及第，编在史馆；对策不入甲科，还居学。间岁，举进士至省，莺迁于乔，鸿渐于陆；属皇家有事拜洛、明堂，简充斋郎，逡奔执豆。其年放选，郑部雄藩，原武大县，公牵丝作尉。”[1]1407对以上这段话，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解读。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在“仪凤四年己卯(679)”下云：“梁玙……以开元二十年卒，年七十三推之，本年为二十岁。其应制及第当在本年或明年。所载试诗赋题，为存世唐人试诗赋的最早记载，弥足珍视。‘皇家有事，拜洛明堂’云云，当指武后亲享明堂、改制称帝一事，因知玙复于永昌元年(689)进士及第。”[2]211-212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二在仪凤四年“应制及第”下补“梁玙”，云：“按梁氏卒于开元二十年(732)，享年七十三，则其二十岁在仪凤四年。亦见陈补。”又于永隆二年(681)“进士”下补“梁玙”，云：“按梁氏……二十岁在仪凤四年(679)。又其举进士及第在永隆二年 (681)。”[3]82-86按，上述两种对《墓志》的解读，都存在问题。“间岁”者，隔一年也。《汉书·韦玄成传》：“上陈太祖，间岁而袷。”师古注：“间岁，隔一岁也。”陈尚君《正补》断梁玙应制及第在仪凤四年、举进士及第在永昌元年，这明显与《墓志》中的“间岁”之语不合；孟二冬《补正》断梁玙应制及第在仪凤四年、进士及第在永隆二年，虽同“间岁”之语相合，却与《墓志》中的“属（适值）皇家有事拜洛、明堂”之语抵牾。那么，什么才是对《墓志》的正确解读呢？ 要对《墓志》有正确的解读，其首要的前提是，对唐代的科举制度有准确的了解。《正补》、《补正》皆谓梁玙“应制及第”，所谓“应制及第”，指的是应科名不可考的制举登第。徐松《登科记考·凡例》：“今以制举及第姓氏文章之可考者，各标其科；若有姓氏而科之名不可考者，则依《登科记》初唐之例，标曰应制及第。”事实上，梁玙首次所应的科举考试，既非制举，亦未曾登第。根据何在？首先，唐代制举通常只有一个试项：即试策，《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注云：“制举试诗赋自此始。”可知此前的制举，并不试诗赋，而且据现有的材料，此后也基本上没有再试过诗赋①”；而《墓志》所记梁玙首次应的科考，却有两个试项，即先试杂文（诗赋），而后试策。其次，《正补》、《补正》皆谓梁玙应制及第后又去应进士试，这同唐代的制度是不相合的。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指出：“大约制举的名望高出于其他科目，在唐代，就有进士及第后又再应制举试的，有明经及第后应制举试的，有现任职官应制举试的，而相反的情况却没有，并无制举登第再去应进士、明经试的。”（第114页）按，唐人应举的目的，无非为了做官，而依唐制，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得了出身，即做官的资格，还必须经过吏部的铨选，才能授官，当时往往有进士及第后候选多年尚未得到官职的情况，所以便有尚未得到官职的进士及第者再应制举试以求速仕的；而制举及第者，一般都能立即授官，既然已解决了做官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应进士试了。②第三，梁玙若果应制举及第，理当立即授官，不会像《墓志》所说的那样，在及第后“还居学”。所以，梁玙首次所应科考，并非制举。 那么梁玙所应，究为何科？我认为应是进士科。进士科唐初只试策，至高宗永淳元年(682)，才改为两个试项。《唐大诏令集》卷一○六《条流明经进士诏》：“自今以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以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即为恒式。”末署“永隆二年八月”。此诏发布于永隆二年(681)八月，由于其时当年贡举期已过，所以只有到第二年（永淳元年）才能正式实行进士科的两场考试：第一场试杂文，第二场试策。《墓志》“制试杂文”云云，说的正是高宗下诏实行进士科两场试后，梁玙参加试杂文和试策的情况，因此梁氏所应应是进士科，其时当在永淳元年之后不久。唐代进士科的两场试（后改为三场试），每场定去留，第一场试杂文通过，才得以参加第二场试策，试策也通过，才算真正及第。《墓志》称梁玙试诗赋“及第”，是指第一场试通过，唐代科举考试皆据成绩之高低设定若干等第，如《新唐书·选举志》云：“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考试成绩达到设定的等第为“及第”，也就是应这场试中式、被录取之意；称“对策不入甲科”，则指第二场试未通过，总结果仍为落第。所谓“不入甲科”，只是试策未及第的一种委婉说法。《通典》卷一五《选举三》：“按令文……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丙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进士实际无甲科，唐人的传记、墓志中常说的“登甲科”一类话，不过是誉词③，因此不能将“不入甲科”理解成“登乙科”。由下文“还居学”（返回太学读书）之语，亦可证梁玙首次应进士试未登第。 梁玙首次应进士试在哪一年？要弄清这个问题，须先弄清他第二次应进士试及第的时间。《墓志》谓梁氏进士及第时，“属皇家有事拜洛、明堂，简充斋郎”，关于拜洛，《通鉴》则天后垂拱四年 (688)载：“四月……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十二月……己酉，太后拜洛受图……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两《唐书·则天皇后纪》所载同。关于拜明堂，《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曰：“永昌元年(689)春正月，神皇（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考则天于垂拱四年五月下诏拜洛，所以梁玙之被选为拜洛典礼的斋郎，应在此年五月以后；而其进士及第，则当在五月以前，即垂拱四年春。至于梁氏授郑州原武尉的时间，应在其以斋郎身份参加享明堂典礼之后，即永昌元年季春（唐时吏部铨选，始于十一月，至次年三月毕）。既知梁玙进士及第的时间为垂拱四年，也就知道他首次应进士试落第的时间为垂拱二年（说见前）。垂拱二年梁玙已二十七岁，这同《墓志》中“逮乎冠稔”等语是否矛盾？按，《墓志》先叙梁氏幼年入太学事，又接叙其到了二十岁，学问大进，有多种著述，为众人所汲取，而后再叙其应试事；“逮乎冠稔”四句与“制试杂文”四句所述为二事，“众挹清奇”句下应加句号，我们只能说梁氏应试事发生在“冠稔”之后，而不能说它即发生在“冠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