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5-0119-12 古今文学怎样贯通、演变，中国现当代文学何以进入古代文学资源?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问题。我以为，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已经开辟了进入古代文学资源的多种渠道和理路，存在着古今文学对话的多种文学传统观范式，而着眼于思考和探寻新文学源流，以精神启蒙、人性解放为主要特征的文学传统观范式，则是其中贯穿整个世纪、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种。这里所说的传统观范式，不仅是对待文学传统的具体观念和方法(如“二重证法”)，而是一种有着进入传统的共同理念，与传统“对话”的共同理路，大致相近的方法的总的活动方式。运用这种从科学哲学引申过来的范式理论，对某一种范式来说，还有一个从萌生阶段、革命阶段到常规阶段、危机阶段的发展过程。下面仅就新文学源流的精神启蒙式文学传统范式的历史发展，其基本特点、价值和意义、未来的发展等做一番考察。 精神启蒙型的文学传统观范式萌生和勃兴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这种传统观范式以西方思潮中“人的发现”、“个人的发现”和“人性的解放”、“个性的解放”为核心内容。一方面从这种新的视角审视传统，展示出这种新的观念发生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传统的剖析和发掘，揭示出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应的传统观念，从而揭示出这一时代思潮发生的内在依据。这种传统观在其“萌芽”和“革命”阶段都表现出对传统的强烈批判性。20世纪初，鲁迅、周作人等人就提出了个体启蒙传统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则掀起了更突出个体生命与个性精神内涵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一方面表现在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基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的文学”、“活的文学”、“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等理论主张，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式的批判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各类文体的创作上，因为这些新文学开山的经典作品既具有鲜活的当下性、艺术的原创性，又以其个体丰盈的本真生命于人性、诗心的深层拥合中与传统沟通，这些作品所揭露和批判的传统思想的阴暗面已经浸入人们的心灵之中，而这些作品对传统锲入、择取和交融，如魏晋风度之于鲁迅，屈骚之于郭沫若，晚明小品之于周作人，是对传统序列的重新调整，也改变了传统的面貌。精神启蒙的文学传统观经过上述萌生和革命性的变化，到作为一种范式的形成，其最明显、最重要的标志是1932年周作人的专著《新文学的源流》的出现。这部著作是周作人1932年在北平辅仁大学所作的讲演，并于同年9月由人文书店出版。该书将中国文学分为“载道”、“言志”两派，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轮流占据主导地位，构成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作为此前的“前后七子”复古倾向的反动而出现，是“言志派”取代“载道派”。他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到了清代，他们被乾嘉学者否定，文学向着与此相反的方向发展，“载道派”又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桐城派为其代表。五四新文学反对桐城派，反对“文以载道”，又回到公安、竟陵的传统上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末的文学，是现代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1](P55)周作人把几千年中国文学史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未必妥当，但他把晚明以来的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直影响了后来的论者。这里还应该看到的是，鲁迅早在1927年写的长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展示的清峻、通脱的魏晋风度，不仅与明清之际的性灵观一脉相通，而且与清末民初乃至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也互相呼应，这种对传统的进入也与周作人精神启蒙的批判性和继承性是一致的；同时，鲁迅的杂文风格更突出了现实与历史“对话”的现实感，还点染了浓郁纷纭的文化习俗的氛围，交织并融入了对现实及历史政治黑暗的揭露和抨击的内涵。周作人发表《新文学的源流》的前后，还有林语堂在“越政治、近人生”思想指导下所提倡的“表现、性灵”论和“幽默、闲适”论的创作理论及人生哲学，明确提出“性灵”、“幽默”与晚明浪漫思潮的关系，在传统观范式上也和周作人相通。 此后，由于政治功利主义思潮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传统观范式一直占主导地位，并贬抑、遏制包含个性追求的启蒙主义思想，并对传统的精神启蒙的价值取向给予排斥和冷落，坚持启蒙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和后来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观点受到批判（都涉及到传统观问题），就是突出的例证。直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对新人文、新启蒙、新理性精神的呼唤，精神启蒙这一文学传统观范式也被注入新的活力而获得重构。如陈伯海主编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在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明末清初的文学思潮相联系和衔接时，用个性思潮与实学思潮两条线索贯穿，同时注意了时代文化语境，特别是将文学史书写放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主源与外在动因的双向选择的历史背景中去透视，全书因而显得厚重而有特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既将新文学的源流由明清之际再追溯到元代，揭示出个体启蒙意识和新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与封建正统文化的冲突，几经挫折和起伏从而走向文学现代转型的历程；又在文化与政治、经济综合视野的历史背景下，凸显各个时代各体文学经典内涵的丰富多彩，彼此的相互映照和联络；而更其突出的是，该书注重人性的历史具体性与普遍超越性的结合，将情感激发、个性张扬、生命呈现等富于创造精神的启蒙意识置于个体哲学、生命美学的视界中加以透视，对一系列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作出新的解读。应该说，这正是精神启蒙文学传统观范式获得重构的突出表现。 从横向联系上看，精神启蒙文学传统观范式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与强调政治标准的“精华糟粕”说的传统观范式不同，它的启蒙、人性的特征强调的是精神文化的价值取向。它在20世纪与政治化范式同时发展且愈益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由经济政治运动向理性文化运行模式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启蒙、人性解放在政治权力话语、后现代解构话语的合力中层层突围，并以之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近传统乃至古代文学远传统，在与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同时，探寻和张扬人性、个性、生命意识等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很自然的了。二是这一精神启蒙的文学传统观范式从人的文学这一五四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学的核心观念出发进入传统，将五四文学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的潮流与明末乃至元代情感活跃、伸张个性的潮流衔接起来，对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本民族传统内在依据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探求，这对于将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视为“舶来品”的全盘西化思潮是一个有力的针砭。同时，从这一精神启蒙、人性解放的理路和方式进入古代文学资源，虽然有“言志派”和“载道派”划分不当等问题，但一者，它毕竟提取出中国古今文学某种最精华的部分并以之作为贯穿线索；再者，这种独特的视角又逐步地融入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多种文学思潮的综合视野，因而对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提出了启人深思的问题，作出了独特深入的探讨。这样，这种范式便将批判性与学理性、当下意识与历史意识结合起来，给中国新文学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三是从精神启蒙范式进入传统，思考新文学的源流问题。由于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道统和文统的文学观念与统于一尊的经学思维方式，后来又长期处于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核心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一体化语境中，因此，它在处理中外结合、古今相通的文艺问题时主要强调的是感性生命的激发、个体心灵的探询、审美情感的拥合；同时又不忘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功利与审美的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