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5-0119-12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是一个鲜活的科学命题，也是一个严谨的研究方向，这个研究方向正是学术界迫在眉睫的时代要求。经过几年的实践，证实了这个研究方向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与光明的前景，在知识成果的科学成色鉴定和历史价值重估上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历史意识的深进与突破使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染上了一层生命的本色，并挟备了认识世界与知识理性深契交互的历史逻辑。而人文学术知识谱系的延伸与拓宽又使我们的观察同时打开了好几扇新的窗户，视界几乎触到了研究课题的底线边沿，学科的风云在一个完整的历史长河上舒卷。研究对象也纷纷吐露了它隐蔽的、内在的、深层的信息，有的还老老实实地供出了自己生命史上各个发展阶段心理、生理衍化成熟的关键性秘密。中国文学史——这个纯真美丽的小姑娘——拖下了细密秀美的长发，顺从地让我们给她扎出最合时式的小辫子，很大一部分历史本相由此而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 借助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手段把中国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前沿，展示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并使其自身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方法论，在运用和演绎的层面创获得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者对史料的清理与积储有了一个新的检索手段和技术标准，对史料的解释与判断有了一套新的理论支撑，研究成果有了一种质的飞跃。这一研究用古今贯通的眼光来观察与考辨中国文学传统文体的衍化和更新，注视文学经典文本的传播与接受，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古典文学作出合理的现代阐释，又为现代文学的流变与出新探寻古典传统的血脉因子和精神渊源。我们从何其芳的诗韵意绪中窥见了李商隐的精神风骨，同时也看清了李商隐是如何影响了废名；我们从鲁迅的《野草》中寻觅到了是与徐渭诗文灵魂深层的联系；我们从20世纪备受争议的新诗中读出唐诗的情、宋诗的理和元曲的趣，但亦有人幡然醒悟了：“新诗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有人论证了《海上花列传》的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功，有人展示《花月痕》中古今小说“过渡”的关节；有人指出并辨析了明代公安派诗文在“五四”后文坛的多重回响；有人注意到并同情地理解高举“文学革命论”大旗的陈独秀写旧体诗的特殊嗜好。古今流行歌曲的演变、古今“自叙传”小说的演变、古今语言诗性的演变等大量探讨古今演变的学术文章，论证了中国文学演变的一条质的铁律：“变则通，通则久”，“繁华不歇，历史弥新”。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发展浩浩荡荡，波澜东去；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其规律性的研究，在找到了古今演变的学术话题和探索线路之后，其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演变，它的认知体系和运作策略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术会议召开过三次，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热潮，流向了新的深度与宽度。 大家知道，中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条块分割、人为断裂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尴尬与混乱，在知识论的传播与应用上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与陷阱。我们的两个二级学科：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在一个历史临界点上断裂，彼此之间筑起了高墙深堑，生发了深厚的隔膜。人为的疏离使两者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两个学科之间甚至产生了许多偏见、狭嫌和职业人事上的相轻。更严重的当然是两者在学理统系上的独立成象，互不照映。中国文学研究身架断裂、条块切割的历史惯性使研究者难于深入抉发中国文学由古代发展到现代的内在脉络与联通因子，当然也直接阻断了两者的先天禀赋在神志心灵上的影响与血脉胎息上的继承。在一些人为的干预下，一元变成了二元，在政治文化格局上竟成陌路，甚至以邻为壑，在学术伦理的层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纠纷与不必要的困惑，至今仍未得到解决。这种二元分立的研究格局使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过程得不到清晰合理的阐释，其细微而真实的发展逻辑的层次感、内容隐显和聚散离合的信息也得不到深细而完整的描述，中国文学研究的纵深推进与质的飞跃更失去了必要的依托。要改变这种雍滞阻断的学术局面，只有依靠倡导古今演变的贯通研究之一途。 古今贯通研究固然是出自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大胆提倡与勇敢实践，但这正是深明历史大义的学术发展逻辑的必然，是中国文学研究走到一个历史关键点的一次富于革命意义的冲刺。走上这条大道，前面的景色一片妖娆，三届会议的富饶成果不仅使中国文学研究寻觅到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新路，更要紧的是在学术史的意义上打通了中国文学历史的两个区域，使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两个范畴、两个传统在文化精神上完成了贯通、整合与统一。 中国文学有两个光荣“传统”，一个是数千年的古典文学传统：《诗经》、楚辞、乐府古诗、辞赋文章，陶谢韩柳、李杜苏黄、关汉卿、王实甫、曹雪芹、吴敬梓、梁启超、王国维等；另一个则是“五四”以来近九十年的现代文学传统：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胡风、徐志摩、林语堂……其实，这两个传统的精神血脉原本是连贯一体的，只是在源与流、出发点与目的地、方法论与判断力、语言形式与文字体格、思想内容与工具技术等处发生出歧异，辨析两者的内质体气，条贯两者的精魂血脉，阐明两者的内在发展动力与深层关系，正是研究者当行本色的工作。而一百年来，或者说“五四”以来的大家宗师本来也是做得很成功、很本色的，梁启超、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更近于我们的王瑶、施蛰存、程翔鹤、程千帆等，由于他们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眼光、识度、胸襟、体气，他们的贯通的意识是自然天成的，他们兼修是发自内心的催迫，而他们流光溢彩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学识、功力、流品、格调使他们在历史文化舞台一出场就有了一个完整圆通的识力和浑然一体的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