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8-0045-10 徽宗与高宗年间歌词创作之转变,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北宋词到南宋词的创作转变。以往的讨论,大多是粗线条的,而且比较注意与社会环境改变相关的一些明显的词坛风气的转移。龙榆生说:“此时(南宋高宗时期),外逼于强敌,内误于权奸。在长短句中所表现之热情,非嫉谗邪之蔽明,即痛仇雠之莫报,苍凉激壮,一振颓风。”① 后学所论,大致不出这个范围。这种粗线条描述,与相当一部分的创作史实相符合,但是,依然缺乏对这一重大转变时期歌词创作的细致梳理,尤其缺乏对文学演变内在脉络的把握。论及文学本身之渊源,龙榆生又谓“南宋初期作家,如向子
、张元干辈,皆上接东坡之系统”②,这样的论述,更是忽视徽宗年间词坛创作的结果。关于这一段词史的研究,极容易造成两点误解:第一,歌词婉娈言情之作风到南宋初年戛然而止,所谓“一振颓风”,代之而起的是慷慨激越的风格;第二,这种慷慨激越的风格上承苏轼,从苏轼到南宋初年,则似乎是一个空白。 徽宗年间词坛创作之概貌 徽宗年间词坛,在南北宋词发展史上别具特色。众所周知,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对朝野的审美风趣影响极为深远。尤其是当皇帝本人嗜好文学艺术,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时,这种影响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宋徽宗在位二十六年(1100—1125),治国之久在北宋仅次于仁宗。徽宗出色的艺术天赋也是历代帝王中少有的。此时,苏轼、秦观等一批优秀词人已经去世,词坛上出现了新的组合变化,形成了歌词创作的一个新高潮。 徽宗年间词坛创作之盛况,片段记载频频见于南宋初年王灼的《碧鸡漫志》。这是北宋词发展的一个成熟期,它在各个方面总结了北宋词坛的成就,成为南宋词人学习的典范。所以,这也是宋词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阶段。忽略这一阶段,便对南宋词人的诸多表现有突兀之感,或者只能寻求社会历史等文学外部原因去解释南宋词坛的多种变化。重新审视徽宗年间词坛,是理解南北宋词发展嬗变的关键。梳理徽宗年间词坛,可以从作家群体、创作倾向两个角度入手。 从作家群体的角度分类,徽宗年间词人大致可以分成“宫廷御用词人”和“废罢居家词人”两大类群。“宫廷御用词人”指因徽宗的喜好与重用而聚集在宫廷周围的词人创作群体,他们的创作倾向、审美口味、题材风格,都紧紧围绕着徽宗的旨意而转移。这一创作群体以“大晟词人”为代表,走红作家还有曹组等,徽宗亲信大臣王安中等也归属其中。“废罢居家词人”指徽宗年间因残酷政治斗争而被排挤出官场被迫回家闲居的词人,他们大都是“元祐党人”,或是其门生弟子,代表作家如黄庭坚、晁补之、李之仪、贺铸等。徽宗年间崭露头角的年轻词人,他们与宫廷有一定距离,更多地受到“废罢居家词人”群体的影响,如叶梦得、葛胜仲、向子
等。这些年轻词人,后来活跃在高宗年间,成为“南渡词人”群体的主流作家。 从创作倾向的角度分析,北宋词的三种主要创作倾向在徽宗年间都有出色的表现:其一是“宫廷御用词人”代表的“雅化”倾向,其二是朝野趋尚的“俚俗”倾向,其三是“废罢居家词人”代表的“诗化”倾向。不同的创作倾向,在不同的词人群体之间又相互渗透。 首先是“宫廷御用文人”代表的“雅化”倾向,典型地体现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 徽宗本质上是一位艺术家,不乏墨客骚人的风雅情致。他擅长绘画,其花鸟画工整富丽、精细不苟。他擅长书法,其笔姿瘦硬挺拔,自号“瘦金体”。他擅长诗词,在位期间的作品雍容富贵、温婉典丽。徽宗的诗词和书画创作都蕴含着很高的艺术修养。高雅的文人气质使徽宗必然推崇、欣赏蕴藉典雅的歌词。如,徽宗特别喜爱周邦彦富丽精致的雅词,周邦彦能短期任职大晟府,与此密切相关。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载徽宗因听李师师演唱《兰陵王》,大喜,召周邦彦,使其任职大晟;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载徽宗因听李师师演唱《大酺》、《六丑》,不明《六丑》之义,召周邦彦问之,喜,欲其任职大晟等等。这些本事记载虽有后人凭想象虚构之处,但是说徽宗喜爱周邦彦词应该不假。帝王的审美追求和倡导,对大晟词的“趋雅”起了导向作用。 换个角度考察,大晟府是国家的乐府机构,从理论上讲,它必须肩负起对音乐和词曲创作的正面导向作用。也就是说,大晟府必须立足于儒家的正统立场制定文艺政策,以官府的名义颁布冠冕堂皇的政令,以排斥俚俗、倡导高雅。《宋史·乐志》载:崇宁五年(1106)九月诏曰:“宜令大晟府议颁新乐,使雅正之声被于四海。”政和三年(1113)五月,尚书省立法推广大晟新乐:“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类,与其曲名,悉行禁止。违者与听者悉坐罪。”大晟乐的修制就是以典雅为宗旨的。大晟府的官方性质规定大晟词人的群体创作必须向典重高雅看齐。这是大晟词趋雅的最根本的社会原因。 歌词的“雅化”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包括题材内容的改造,使其品位提高、趋于风雅;音乐声韵的改造,使其八音克谐、和雅轻柔;表现手法的改造,使其含蓄委婉、精美雅丽等等。大晟词题材内容方面的改造,是以颂圣、歌咏升平入词,往往流于阿谀奉承,夸大失实,空泛无物。大晟新声,到南宋以后渐渐不能演唱。南宋词人推崇大晟词人的音韵协美,格律谨严,也是从抒情诗创作的角度出发。如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等人填词辨明四声,严格遵守清真词格律模式等等。大晟雅词对南宋词影响最为深远之处,集中体现在表现手法的改造方面,大晟词人这方面的作为,被南宋雅词作家奉为创作典范。至南宋末《词源》、《乐府指迷》、《词旨》等著作出,大晟词人的作为更是得到了条理性的归纳和总结。具体地说,表现在四个方面:化用前人诗句以求博雅,推敲章法结构以求精雅,追求韵外之旨以示风雅,注重音韵声律以示醇雅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