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玉台新咏》研究正在经历一个“由感性判断走向理性论考”的时期，① 对此书的“撰录者”研究同样有百家争鸣之势。对《玉台新咏》撰录者之研究种种，重要性并不在判断本身正确与否，而在于通过这一介质，研究者可以更清楚自己应该将视野拓向何方，这才是其旨归所在。在对《玉台新咏》“撰录者”的探索过程中，传统理念与新视点碰撞的终极目标将会是：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摒弃以往对《玉台新咏》研究时隔靴搔痒式的外围化泛泛之论，而将研究触角伸向文学本身。 一 对“张丽华撰录”说之质疑 张丽华撰录说以章培恒先生《〈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② 为代表。章氏从四方面进行了论证：一，从《玉台新咏序》来看，徐陵“不可能再为此书加上‘徐陵撰’一类的题署。否则就成为他公然自称为最受皇帝宠爱的妃子，而他又是男性，所以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宣称自己为最受皇帝宠爱的娈童。这不但使自己为社会所不齿，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二，梁武帝“倡导节俭”，而《玉台新咏序》中则“大肆宣扬其生活的豪奢、靡丽”，“武帝岂能容忍”？梁武帝不喜“艳歌”，“如果徐陵神智正常，他在梁朝绝不敢以妃子名义撰录‘艳歌’”，“所以，此书绝非徐陵在梁代假借妃子的名义所编”；“徐陵在陈朝的地位相当微妙，”同样也不敢“僭用当朝妃子名义”编艳歌；因为关于《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的记载已经被他“自己的《玉台新咏序》所否定”，所以研究者当接受《玉台新咏》“为一位妃子所编”的观点。三，章氏在第二个层次论证了此书只可能出于一位妃子之手后，又以“史籍”考定在梁、陈诸妃中只有张丽华与“《玉台新咏序》所述妃子的情况相应”。四，今本《大唐新语》所言《玉台新咏》为徐陵撰并不可信，《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言《玉台新咏》署名为“徐瑗传”，是因为“张丽华被杀后不能再用她的姓名了，便改署‘徐瑗传’”。 章培恒先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将《玉台新咏序》中的字字句句与人物历史原型相对照，从多视角对此序进行深度透视，更富有微观操刀的精妙独绝，对《玉台新咏》研究者大有启发之功，此文也无疑成为《玉台新咏》研究中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尽管章培恒先生以穷根究底之执著，从小处着眼，发幽阐微，开辟鸿蒙。可是在他条条抽丝苦心经营自己理念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论点构建了缕缕自缚的经纬，这实在是一个难以超脱的蚕式定理。也因此，此论一出，即有学者予以回击。 樊荣先生第一个对“张丽华”撰录说提出了质疑，其《〈玉台新咏〉“撰录”真相考辨——兼与章培恒先生商榷》③ 一文认为《玉台新咏序》与徐陵的“身世”、“交往”、“政治经历”、“个人遭遇”暗合，《玉台新咏》编于梁代，因此“撰录与序言不应割裂，均应是徐陵所为”。所谓与徐陵“身世”暗合，是针对章氏对《序》文中“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的解读而提出。樊荣认为“五陵”、“四姓”“均指名声显赫的贵族”，所以“五陵”不是指五陵一带长大的平民女子张丽华，“四姓”也不是西汉时四个出身于平民的皇后，而是“南朝以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划分的郡望”，出身于“家贫，父兄以织席为事”的“兵家女”张丽华与此无关。而徐陵为东海郯地的门阀世族，五陵、四姓皆徐陵对身世的自许。所谓《序》文与徐陵的“交往”暗合，是就《序》文“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提出来的。樊荣认为“徐陵与三弟徐孝克都具有良好的口才与不俗的文名”，而张华丽不但没有留存下来的片言只语，且“父兄以织席为事”、“又好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的张丽华与“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的“丽人”的个人素质不可同日而语。所谓《序》文与徐陵的“政治经历”、“个人遭遇”暗合，樊荣的论证是：徐陵“既是一个彬彬君子，又是一个骨鲠诤臣”，留北朝八年的苦闷、身受过重病的折磨、中年丧子的打击、无端遭陈暄诬谤的抑郁，如此种种，之所以没把他击倒，是因为“他已把诗文当成自己人生遭际中医治疾病的良药，祛除烦恼的佳方了”。“我们却没有发现有关张丽华患病的只言片语记载，更没有发现《玉台新咏序》中的‘皋苏’与张丽华的人生经历有根本的相通之处。”基于此，樊荣提出了《玉台新咏》成书时间及《序》文撰写时间的推论：“徐陵在梁武帝中大通五年(533)至大同元年(535)就已颇具文名，并于中大通六年28岁时先利用在宫廷中的有利条件，‘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到了70岁以后，由于族人徐长孺的劝告，才又搜捡旧本，进行整理，用生花妙笔为自己的得意选本撰写了这篇流传千古的序言。” 樊氏此文不仅指出了“张丽华撰录说”的偏颇，而且提出了《玉台新咏》成书于梁而《玉台新咏序》写于陈这一全新的构架，进而重陈“徐陵撰录说”的合理性。这样的驳论方式，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又超脱正文与序言写定的共时性理念，从根本上拓展了新思路，而且以历史的眼光寻求尘封千年的《玉台新咏》撰录时间之谜，力求厘析出一种历史真相，就方法论角度而言，其意义可谓非同寻常。然而此亦不免有千虑一失之嫌，因为就《序》而论《序》，视野的狭窄耗掉了其前期的苦心经营，终使驳“张丽华撰录说”势单力弱，而他在立“徐陵撰录说”时又不甚了了。正所谓新技术产品，旧贸易格局，作为交易成果的非“张丽华撰录说”最终没有很好的卖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