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的学术史和文学史研究者都早已注意到东晋南北朝时代南北两地在学术和文艺方面的种种差别，并对其形成的原因，作过不少探讨。但这些学者大抵着重在地理环境的不同方面解释其原因。例如近人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就主要从水土不同来解释南北文风的不同；今人胡国瑞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虽然比较强调北方遭受战乱之故，也认为北方土地比南方贫瘠为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看法似乎还不很圆满。因为水土的差别能否直接地影响到学风和文风，似颇可商榷。至于说到北方土地“贫瘠”，恐亦未必，因为北方亦不乏某些肥沃之地，而且从《洛阳伽蓝记》卷四的记载看来，当北魏后期时国家财力也还雄厚，不致引起学术文艺的衰败。其实北朝的学术文艺是否全不如南朝，也还需讨论。例如北朝的经学，学风不同于南朝，而清代以来学者，颇有人认为有其长处；北朝的散文，亦自成一体，未必完全不如南朝。笔者认为：南北的学风与文风确有很大差别，但其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中，曾就两地社会生活的差别进行过一些论述；在这里则拟从双方所继承的传统有所不同来作一些探索。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关于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历来学者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从现有的古文字材料看来，当以殷商的甲骨文为早。殷商部族虽屡次迁徙，但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今河南省偏东一带。殷商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今山东、河南两省的大部地区及苏、皖北部一些地方。至于与殷商对峙的周族，早期居于今陕西北部彬(邠)县一带，后迁至丰、镐(今陕西长安县以西一带)。周族初起时力量较弱，曾臣服于殷族，其文化亦落后于殷，并深受其影响。后来周族日益强大起来，到周武王时终于灭殷，并征服了东方的殷文化地区，建立了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周王朝。周朝建立之后，在文化上曾竭力学习和吸取殷族的文化，所谓“周因于殷礼”。《尚书·洪范》虽可能出于后人追记，但说周族君主向殷遗民请教施政方法的事，却完全可能。周朝建立以后，其都城镐京所在的关中地区自然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发达地区。现存《尚书》中的《周书》、《诗经》中的《周颂》和《大雅》、《小雅》基本上多产生于这一地区；许多著名的西周青铜器，亦多出土于此。所以说这里在西周时代，可以视为新的文化中心。至于原来的殷族统治区，在被征服以后，文化上是否有所衰落，由于史料的缺乏，尚难论定。 西周的覆灭和周平王的东迁洛阳，使当时全国的文化分布情况为之改观。从现存的文献材料看来，《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中邶、鄘、卫、郑、齐、陈、桧、曹诸风以及《鲁颂》、《商颂》皆出现于东部地区，这些部分占了《国风》中一大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周以来的文化成果亦多保存于东部的诸国，如《左传·昭公二年》记晋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又《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又“请观于周乐”。此外，据《论语·述而》记孔子在齐闻《韶》；孔子又自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更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重要思想家，大抵都诞生于今鲁豫两省的南部，如孔子为鲁人，孟子为邹人；老子为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庄子为蒙(今河南商丘附近，一说为山东东明的庄寨集一带)人；墨子旧说为宋人，但清孙诒让则认为是鲁人。这些先秦最重要的思想家，其出生地之间相距都不远，大抵不外今鲁西南和豫东地区。从春秋到战国，这个文化繁荣的地区稍有扩大，但仍偏于当时中国的东部地区。所以《文心雕龙·时序》论及战国学术文艺时认为“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这当然和当时各国实行的政策有关，但和各地的文化传统更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西部尤其是今陕西一带自西周灭亡以后，落入秦国之手。秦国的文化本较落后，春秋时代和东方交通的道路为晋国所阻，后来又屡次发生内乱，以致“诸侯卑秦”(《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语)。直到战国前期的献公、孝公时，国势才渐次振兴。但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的商鞅，在文化上则对各家学说采取排斥的态度，《商君书·靳令》中把“礼、乐”、“《诗》、《书》”等都归入“六虱”之列，严加禁制。所以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作《吕氏春秋》，其《察今》中有“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语。近人杨树达先生云“余谓不韦秦人，秦僻处西陲，故称中原为‘东夏’耳”；王利器先生则以为“东夏犹言东土或东国，泛指函谷关以东华夏之地耳”(并见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卷一五，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769页)。可见直到战国末，当时出现的绝大多数典籍，皆出于函谷关以东地区的人士之手。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实行了残暴的“焚书坑儒”，但原来是文化最发达的齐、楚旧地，由于距秦的统治中心较远，所受损失也相对较小，所以秦亡汉兴以后，最早出现的学者、文人如叔孙通为薛(今山东枣庄薛城区)人；陆贾为楚人①。稍后出现的儒家经典的传授者如申培为鲁人，辕固生为齐人，伏胜为济南人，高堂生为鲁人，公羊《春秋》的传人为齐人，穀梁《春秋》的传人为鲁人，最早的《易》学传授者田何亦齐人。同样地，在文学方面，汉初文人大抵活动于吴、梁、淮南等诸侯王国，而较早的作家如枚乘为淮阴(今属江苏)人，邹阳为齐人。可见当时的学术文艺仍以东部地区为盛。 但是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尤其是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的被削平，诸侯王国势力削弱，而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大力提倡儒学，另一方面又酷嗜辞赋等文艺作品，招致各地学者、文人来长安，而那些学者和文人们要寻求出路，也只有到朝廷谋求官职。正如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帝王对士人“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多数学者、文人不得不集中到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汉武帝又在朝廷中设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的经典，士人不通儒家经典，难于得到官职。由此四方士人也大批涌向京城求学。这样，长安就日渐成为了全国的学术文艺创作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关中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学者和文人，如司马迁就是杰出的例子；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虽为蜀人，其创作活动均在长安；著名学者刘向、刘歆父子，亦好几代居于长安。由于长安作为汉帝国的都城，为达官贵人聚居之地，正如班固《西都赋》所说：这里是“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久而久之，关中士人渐渐形成了一个自大的心理。《盐铁论·国疾》载，昭帝朝的“盐铁之议”时，桑弘羊曾说“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而认为那些居京师较久的“贤良”们，可能比较高明。这里虽多少存有偏见，但一般来说，关中士人由于地位优越，接受各种学术文艺的机会也可能相对地多一些。 不过，关中地区在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随着西汉的灭亡及光武帝的迁都洛阳而发生了变化。光武帝的迁都，其直接原因是由于他本来从南阳一带起兵，而后来又以黄河以北的河内郡一带作为后方重地。这两个地方都在函谷关以东，正处洛阳的南北两方。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关中地区虽称沃土，《尚书·禹贡》称这里“厥田惟上上”。但这主要是指今陕西中部所谓“八百里秦川”。这里的农业虽颇发达，但建都以后，大批人员聚居于此，本地的粮食生产就难于完全满足需求。所以早在汉高帝接受娄敬建议定都长安时，张良已提到“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开始时从关东运向京城的粮食据《汉书》卷二四《食货志》每年不过“数十万石”，武帝时一般增至每年四百万石，最高时达六百万石。从关东运粮到长安，不但耗费人力很大，而且“更底柱之艰，败亡甚多而烦费”，于是武帝时就有人建议在汾阴(今山西万荣)、皮氏(今山西河津境)一带开垦以代漕运，但没有成功。这样，迁都洛阳以省漕运之费，亦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光武迁都洛阳之初，长安城中还居有许多西汉以来的名门望族，他们不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有许多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例如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张纯，是西汉张安世玄孙，史称他在朝历世，明习故事，曾奉光武帝之命，议定“禘”、“祫”之礼(《后汉书》卷三五本传)。扶风平陵(今陕西西安北)人韦彪，是西汉韦贤玄孙，“好学洽闻，雅称儒宗”，“著书十二篇，号曰《韦卿子》”(《后汉书》卷二六本传)。扶风茂陵人杜林，其父在西汉末为凉州刺史，“家既多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他擅长古文经学，曾“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经他和卫宏、徐巡的提倡，“于是古文遂行”(《后汉书》卷二七本传)。扶风平陵人贾逵通古文《尚书》、《毛诗》、《周礼》和《左传》、《国语》，尤精于《左传》，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左氏传解诂》三十篇、《国语解诂》二十一篇。他又擅长文学，“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后汉书》卷三六本传)。此外，如治《易》的杨政、治《书》的宋登、治《春秋公羊传》的李育等，都是长安一带人士，可见当时关中地区的学术，仍很繁荣。至于文学创作方面，情况似尤为显著，如东汉初年因未能及早归附光武帝而受排斥的京兆杜陵人冯衍，乃西汉冯野王之孙，他失意后作《显志赋》，见于《后汉书》本传，其典故颇为后世文人所乐道。此外，他“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禄说、策五十篇”，他的儿子冯豹亦擅长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见《后汉书》卷二八本传)。著名的学者兼作家班彪及其子班固、女班昭皆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傅毅为扶风茂陵(今陕西西安北)人；《论都赋》的作者杜笃为京兆杜陵人等。尤其是班固、傅毅，更为东汉前期文学家之翘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