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6)05-0088-06 寻找快乐、追求享受是人类的天性和正常需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古中国人自虞夏时代以来就“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之类现象实乃“道之所符”、“自然之验”[1] (pp.3253-3254)。两汉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春秋战国以来就被新兴地主阶级大大强化了的享乐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张扬，于是追求世俗享乐之风大起。从汉代出土文物来看，大量表现烹饪、宴饮、乐舞、博弈、百戏、田猎、出行等场景的图画，随葬的庖厨俑、服侍俑、舞乐俑、听琴俑等，以及“富贵时乐未央”等砖铭，“大乐昌富”、“长乐未央”等瓦当文字，“长乐无边”、“大乐富贵”、“日有憙，长贵富，宜酒食，乐毋事”、“常贵富，乐未央”、“常与君，相欢幸”等镜铭① 都反映了这一时代风气。汉代典籍中也不乏此类记载。如《淮南子·原道》说，“游于江浔海裔，驰要褭，建翠盖，目观《掉羽》、《武象》之乐，耳听滔朗奇丽激抮之音，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射沼滨之高鸟，逐苑囿之走兽，此齐民(凡民)之所以淫泆流湎”[2] (pp.74-75)。《焦氏易林》中许多占卜辞都渗透着时人的享乐观念，如：“富饶丰衍，快乐无已。”“坐立欢门，与乐为邻。”“常安康乐，不罹祸忧。”“终年卒岁，乐以笑歌。”“安坐玉堂，听乐行觞。”②《潜夫论·赞学》云：“(是故)君子之求丰厚也，非为嘉馔、美服、淫乐、声乐也，乃将以底其道而迈其德也。”[3] (p.6)此语虽然否定了衣食声色等各种感官享受，却从侧面说明这正是一般民众所热衷的。又崔寔《政论》云：“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燿，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4] (pp.722-728)在衣、食、住、行、游艺、两性等生活领域，我们都不难发现汉人追欢逐乐的影子。追求享乐的时代风气和扩散性极强的享乐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汉代诗歌创作，“乐”字因此成为汉诗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字眼。正如汉武帝之子刘胥所歌唱的那样，“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歌》)，汉诗突出地表达了这样一种集体性意念：人生的乐趣在于满足心志的各种喜好，即所谓“人生一世间，贵与愿同俱”(《李陵录别诗·钟子歌南音》)，而追求长生的目的便是为了能够长久享受安豫的生活，“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孤儿行》)。古希腊哲学家伊璧鸠鲁说过，“有些欲望是自然的和必要的，有些是自然的而不必要的(未得到满足而并不引起痛苦的欲望是不必要的)，又有些是既非自然又非必要的，它们的存在是由于空洞的意见而来”[5] (pp.343-348)；“在必要的欲望中，有些是幸福所必要的，有些是养息身体所必要的，有些则是生命本身的存在所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满足于很少的东西”[6] (pp.365-370)。据此可以把汉人的世俗享乐生活分为两类，即知足型享乐和奢侈型享乐。大致而言，前者主要建立在必要欲望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后者则主要产生于各种非必要欲望的满足。这两种享乐生活与其背后所体现的两类享乐观念，以及享乐观念的滋蔓、强化和延伸在两汉诗歌中都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下面分而论之。 持有知足型享乐观念的汉代人对于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他们引以为乐的是一些基本生活需要和愿望的满足，主要包括丰衣足食、佳偶相伴、家室平安等。《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卦书，集中表现了时人对此类问题的关心，如《蒙》之《艮》：“攫饭把肉，以就口食。所往必得，无有虚乏。”《豫》之《咸》云：“雌雄相和，不忧殆危。”《大畜》之《既济》云：“大饮多食，食饱无患。”《睽》之《剥》：“皋田禾黍，堆壤麻阜(枲)。衣食我躬，室家饶有。”《旅》之《艮》：“良夫淑女，配合相保。多孙寿子，欢乐长久。”汉代许多民间歌谣在歌颂政仁民乐、政暇民豫的同时，都透露出上述享乐观念。例如：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台。举锸如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跃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既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歌》) 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渔阳民为张堪歌》) 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蜀郡民为廉范歌》)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狗呔不惊，足下生蝥(长毛)。含脯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于斯时。美矣岑君，于戏休兹。(《魏郡舆人歌》) 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河内谣》) 百姓之所以要为诗中官吏大唱赞歌(歌中是否有阿谀奉承的成分姑且不论)，不过是因为在他们的治理和引导下，人们过上了衣食不愁、安逸无忧的生活，满足了自己并不过分的享乐愿望。《时人为三茅君谣》还歌唱了由于神录的佑助所获得的快乐生活：“佳雨灌畦稻，陆地亦复周。妻子保堂室，使我无百忧。”风调雨顺，拥妻抱子，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进一步说，如果能在“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③，或者再加上点歌乐之类，便更让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了，那种“饮酒歌舞，乐复何须”(《满歌行》)、“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杨恽《歌诗》)的想法也会油然而生。还有更讲究生活情趣的，“弊车赢马为自储”(《西门行》)，闲暇或愁闷时不妨出去遨游一番，亦可称乐在其中。 对两性合欢、夫妻相守之乐的追求在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盛行于世，男女相配被视为自然规律，天经地义之事，“两性之间欢娱的快乐感和合理性得到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一致认可”[7] (pp.340-341)。《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说：“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8] (p.1779)《焦氏易林》云：“雌雄相和，心志娱乐，得其欢欲。”(《师》之《萃》)汉代的一些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壁上还有表现男女接吻、交合情景的画面。试看传为司马相如所作的《琴歌》(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