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6)01—0086—06 从《汉书·礼乐志》关于“哀帝罢乐府”的记录以及西汉中后期考古出土的画像砖、画像石，可以看出继武帝之后，昭、宣至新莽时期西汉乐府仍继续发展并出现过极度繁荣。过去的研究者较多地关注武帝立乐府、采诗制度以及对乐府文学作品的解读，很少关注昭、宣至新莽时期乐府发展的历史。本文即针对这一现象，通过分析昭、宣至新莽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考察这一时期郊祀、宗庙礼仪制度及乐府职官制度建设，尝试从制度史的角度对武帝之后乐府发展的分期作出划分，揭示这一时期乐府兴衰的历史。 一、昭、宣时期的乐府 武帝时期扩建乐府，广置祠祀，大兴游宴之风，其礼乐、文学之事一度繁荣。这一时期重视加强乐府基础制度建设，涌现出第一批真正意义的乐府文学作家，并创作了大量的乐府文学作品，乐府音乐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可以说，武帝时代是西汉乐府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但是，武帝好大喜功，长期兴举战争，并仿秦始皇广建离宫别苑，其过度的消耗，致使国库内虚，生民凋敝。至武帝之末，诸多礼仪亦废而不举。昭帝即位后，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受武帝遗诏辅政，他们坚持奉行武帝时制定的各项政策，重视发展农业，减免百姓赋税，经过数年的恢复，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 (P490、516)昭帝始元、元凤年间，国家富足，百姓殷实，西汉开始进入历史上的中兴期。但是，昭帝年幼而且在位日短，国家也处在经济恢复阶段，因此昭帝时期基本没有举行大的礼乐之事。 宣帝之初，霍光仍南面辅政，宣帝即位十二年不举行郊祀，只进行宗庙之祭。本始二年(前72)尊武帝为世宗，修宗庙之乐，各郡国均立庙以祠，庙各有乐。地节、元康年间，又陆续进行宗庙礼仪制度及墓祭制度建设。自宣帝及元康五年(前61)十二年间，其宗庙祭祀制度建设得到极大的加强和完善。神爵元年(前61)，霍光去世，宣帝从各地方寻找知音善律之人待诏金马门，并于此年正月幸甘泉宫，兴协律之事，制作乐府歌诗，行天地大祭，其车服制度基本遵奉武帝故事。《王褒传》云：“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2] (P2821)《郊祀志》又说：“明年(神爵元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2] (P1248)可以看出，随着郊祀天地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宣帝时期的乐府礼乐建设也随之受到重视。 武帝时大兴游宴之风，设置金马门，既蓄养倡优弄臣，又招纳高材贤士。东方朔、枚褒等人即为武帝时金马门待诏，他们既是弄臣，又类于倡优，或侍奉帝王饮宴娱乐，或为帝王歌功颂德，创作了大量赋颂文学，是武帝时乐府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宣帝也仿效武帝广兴游宴，延揽大量文人才士，王褒、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人均为金马门待诏。《汉书·王褒传》载：“王褒字了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又说：“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2] (P2821、2829)《刘向传》云：“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刘向)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2] (P1928)宣帝时金马门内文人材士可谓集一时之盛，他们侍宴从猎，讲经论艺，题诗赋诵，其文学之事相较武帝时亦有过之。金马门待诏多材艺之士，或善鼓瑟弹琴，或晓知音律，或能诗赋歌颂。他们跟随帝王巡狩出行，游宴唱和，逢祥瑞降临、异物数出，就制歌作颂以称美功德，这成为宣帝时期乐府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本传，王褒善作诗赋歌颂，宣帝太子就特别喜欢王褒所作《甘泉》、《洞箫颂》，并令后宫贵人日夜诵读。刘向不仅创作大量赋诵作品，而且精通音律，善于弄琴，并著有《琴颂》。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类“诗赋略”，王褒赋十六篇，刘向赋三十三篇，张子侨赋九篇，华龙赋二篇。毫无疑问，此类文人士子加入乐府活动的行列，不仅刺激了乐府文学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成为乐府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 宣帝初重视对官吏的选拔和培养，坚持以吏法制国，“不甚从儒术”，所任循吏严厉执法，不畏豪门，这有利于稳固国家政权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也为兴礼作乐创造了条件。神爵之后，宣帝多次派使者循行乡里，宣风化俗，各郡国也多修礼习乐，行歌颂之事。《汉书·王褒传》说：“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泛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2] (P2821)何武在太学歌《鹿鸣》，宣帝亲观其礼，并褒赏有加。可见，神爵之后因礼乐建设的需要，宣帝改变初期“不甚从儒术”的吏治政策，开始重视礼乐教化。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恢复，宣帝时期的中下层贵族日渐富足，生活争为奢侈，至其末年“大夫僭诸侯、诸侯谮天子”之事极为平常，其诸王、列侯、豪民、富吏广蓄歌者。《汉书·贡禹传》载：“至孝宣皇帝时，……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2] (P3701)毫无疑问，在诸王、列侯、豪民、富吏为代表的社会中下贵族阶层中渐而形成的蓄伎之风，促进了贵族乐府及民间乐府的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