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最初词义是为皇上选秀女。曾几何时，融合了“Show”这样的舶来意义之后，变成了大众传媒上甚嚣尘上的热门词语。这种学自英美、通过大众传媒直播的在民间选拔富于才艺或者具有特色的人物进入娱乐圈的做法，在前几年就崭露头角。但是，无疑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的大获全胜才使它风生水起，包括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电视台都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大量的收视率以及丰厚的利润回报，纷纷各显神通上马此类节目。“忽如一夜春风来”一般，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挑战主持人”、“娱乐篮球”、青年歌手大奖赛，上海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安徽卫视的“真维斯新秀”以及与光线传媒合作的“猫人主持选秀”，深圳卫视的“功夫之星”，浙江卫视的“彩铃大赛”，山东卫视的“城市之星”……一时间成为2006年中国电视的最大景观。 事实上，如同一切风靡一时的大众传媒节目形式一样，选秀节目已经渐呈疲态，绝大部分的后来者都模拟了成功的先行者所设立的模式与框架，只是在细节上修修补补。湖南卫视、央视和上海东方卫视的三个选秀节目是这场竞争中的赢家。相对而言，挟余威的“超级女声”仍然是实力最雄厚的，尤其在情感和互动环节做得比较成功；但节目本身除了增加了“复活”的环节之外，没有太多推进。“梦想中国”在规则上有些改动。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上海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代替了“我型我秀”的地位，在形式感上有一定创新，走的是“青春、时尚与综合”的路子，但是显然并没有超出前二者的定位。不过，一向随时而动，并无太长久打算是所有没有深厚人文底蕴和关怀的大众传媒的通病，选秀只要依然还有收视率的底线，就仍然阻挡不了后进者的步伐。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电视台此类节目，包括种种方生方死、昙花一现，方兴未艾、前途未卜的，至少已经有一百多种。 如此宏大的景象，无法不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事实上也确实吸引了几乎全民性的目光，精英与大众不约而同地投入到这个集体事件中来，其中夹杂狂欢的喜悦、左派悲观的批判、宪政主义者乐观的民主发现，甚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广电总局都卷入这个原本发自民间的活动，出台了关于选秀节目的《通知》，规定选秀节目要审批，报名者年龄要满18岁，评委要有度等等。围绕着选秀这个无法回避的文化事件，也引发了形形色色的阐释、解读、转喻等话语的洪流，由之产生了诸如娱乐至死的快感、行为冲动的肇因与心理能量的释放、自由与压抑、娱民与愚民、商业逻辑与政治控制、民主机制的类比、阶层流动的解释，凸显出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伪知识分子、网络群氓、舆论领袖、试图成为舆论领袖的人们歧义横生的态度，而观察这种态度本身事实上比观看这些选秀节目要有意思得多。因为现实和文本在这里产生了互文，选秀节目在这里承载了它所不能承受之重，在极度集中的视线和过度开掘的意义话语中被强行逼迫成一个意义集束的所在，成了一个挟裹了它本身所并不包含的意义与价值能量。 关于选秀节目的最常见的剖析在于它的商业层面，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成功策划，“超级女声”似乎给中国的传媒界树立了一个可堪效仿的榜样。分析其中所牵涉的利益诸方取胜的秘诀，其实是最无想象力也很乏味的，仅对试图从中再分一杯羹的商家和媒体有意义。那么，有关选秀产生的种种神话是否就是窥见了的事物的真相呢？我们一一来看。 娱乐无疑是选秀节目给人最直观也最切身的印象和体验。似乎巴赫金在论述狂欢节的时候讲到的广场狂欢在这里得到了现实的诠释，主次颠倒、脱冕与加冕、既定的秩序被混乱等等，在选秀这样集体性的嘉年华会中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确，节目中的选手们在选秀中一夜成名，貌似是个没有等级的草根民众崛起的过程，我们似乎有理由乐观地声称在这样的节目中显现了当代社会流动宽松的症候，并且这种流动所带来的快感副作用尤其强烈，媒体看上去是为了公众的愉悦不遗余力地在制造快乐的源泉。这种快乐的使用价值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以至于公众似乎忘了自己并不是在真正平等意义上参与的——你收看节目就要收看广告，你支持选手就要短信投票，没有免费的午餐。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都把“使用价值”作为核心概念，并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的快感”上，也就是说，文化产品是满足个人的欲望和快乐的需要而生产出使用价值的。时至今日，我们发现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没有意识到“需要”本身也是可以生产的。“不要以为那些需要是在不受影响地表达独立自主的消费者的随意、多变的愿望。需要是在社会中逐步形成的，并非不受其所在社会的主导生产模式的制约。它部分地由产品本身制造和诱发，因此只要一个小小的刺激，需要就会出现，满足这一需要的产品就会被制作出来”。①通过登台献艺而一夜成名的“需要”原本是没有的或者至少是隐而不显，但是选秀机制给这个隐秘的欲望提供了空间。而这个欲望恰恰潜在地迎合了公众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需要，于是进一步勾起他们同情的投射。同时，原本籍籍无名的选手通过电视上个人才艺的展现、成长经历的回放、刻意煽情场面的安排，吁求起观众的支持需要。几方面综合的结果是，选手和公众的需要被放大，到了不得不满足的地步，媒体与其背后的商家满足了这种需要。于是，原本作为发泄渠道、释放压抑的娱乐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归根结底是满足了资本和利益的需要。有的论者认为，名目繁多的选秀节目带来了多元性，这是皮相之言，因为所有选秀就其本质而言并无二致，它们的哄然而上挤压了原本可供更多元节目展现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