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59（2007）05-0022-08 通识教育最终要落到实践上 不管谈多么高深的理念、做多么复杂的规划，通识教育最终都是要落到教师的个人教学实践上。如果没有教师的个人实践，不管谈多少理念、做多少方案，其实都是无效的。所以，如果一个大学的通识教育做得比较好的话，一定是许多教师与领导共同努力、共同实践的结果。 最近两年我也在进行一些通识教育尝试，主要是与清华大学合作开设全校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目的就是想同北京的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师和学者共同摸索通识教育的经验。我之所以比较强调摸索，是因为我们固然可以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学到一些东西，但通识教育有很强的实践性，有很多事情只有在做的时候才会碰到。我对复旦大学之所以特别感兴趣，主要是复旦大学近两年在做最全面的通识教育实践，这样在复旦同很多老师和学生交流就比较容易沟通。到其他大学未必能如此，因为他们的很多实践没有推广到这个程度，很多问题就不会碰到。所以抽象地谈理论、谈理念、谈方案、谈各种计划，未必有很大的作用。 例如，我在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中碰到一些困惑，这些困惑和复旦大学老师们最近两年碰到的困惑有些应该会有相通。比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我们如何协调专业课和通识课的关系；我们会面对本系本专业的学生和通识教育大课的外系学生，这个关系怎样处理，等等。另外，我在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课主要是想尝试两点，一是课程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来组成，二是学生要进行小班讨论。这两点做起来就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小班教学怎样做，要求助教做什么，助教应该做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实践性的问题。而且每个教师各有各的风格，做起来也会不一样。但是，很多问题还是会有共性的，是可以交流的。比如在面对通选课、通识教育课时，我们怎么要求学生，特别是对非本系本专业学生阅读量的要求、作业的要求。 复旦的通识教育特别有气象 从外部看，复旦的通识教育特别有气象，主要表现在：第一，最近两个月的大讨论，不但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而且据我了解，在整个通识教育历史上也只有过两次大讨论。一次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其结果是芝加哥大学通识教育的成型和1945年哈佛报告的成型。另外一次比较大的讨论是在1987年前后，以斯坦福大学的改革风暴为代表。像复旦大学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在国内没有第二家，连台湾、香港都算上也是没有的。所以，从外部角度看，复旦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大环境、大氛围。第二，从复旦学院第一学年50门课授课的课表上，可以看到复旦大学相当多的大牌教授、知名教授、资深教授都开始教通识教育的课程，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复旦大学两年前建立了复旦学院，目的就在于推动本科第一年全面通识教育，复旦学院很大的重要性是它对学生心态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三点都是比较难做到的。通识教育不像任何一个学者做自己的学问那样，它需要一个氛围，需要一个组织，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以及院系的支持。如果院系很不支持，学校很不重视，学生很没劲头，教师教课就会很没劲，甚至教不下去。但是，这正是目前绝大部分学校出现的问题。总之，我认为复旦很有气象，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校方的强烈推动和支持；二是资深教授开通识教育课程，这是比较关键的；三是复旦学院的建立，使学生在心态上对通识教育课程比较重视。 绝大多数地方的通识教育是无疾而终的 通识教育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绝大多数地方的通识教育都是无疾而终的。台湾搞了20年通识教育，基本没有什么成效。为什么说毫无成效？正如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曾经说的，台湾高校的通识教育课往往是“没有教授愿意上，没有学生愿意听，没有学校领导愿意管”。他认为这是台湾通识教育搞了很多年以后感觉非常悲哀的事情，而且很难改变。我认为这也是目前香港、台湾、内地相当多学校通识教育的普遍现状。而且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如果不看实质单看外表，每个学校都可以拿出一张很漂亮的通识教育计划表，说得天花乱坠。如果不了解，你会觉得很好。其实你只要拿课表来看，就会发现都不如意，基本上没有什么通识教育可言。 我们国家通识教育近年来最早主要是由理工科大学推动的。教育部1995年开始推动“文化素质教育”，1999年建立了最初的32个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行的学校包括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南京工学院和中南大学等。这些理工科大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校长很多都是院士，对文化素质教育非常重视，但理工科大学有一个致命的制约，就是缺乏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师资。所以，他们的通识教育基本上是请外面的专家、学者来做讲座的方式比较多。像这种情况，我认为比较实际可行的方式是不要全面铺开，而是集中精力抓好一门课。香港城市大学就很类似国内理工科的大学，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师资，校长是一位工科教授，他很重视文化素质教育，他就只抓《中国文化》这一门课。这个中国文化课没有师资，他就把大陆人文科学教授请去给他们编写教材，把这门课作为全校的通识教育课，教师主要也是请大陆的学者来讲。 不过我顺便要说明的是，国内有些媒体很不负责。前一段时间有一份报道，名字叫做“通识教育内地已经落后于香港”。其中引了两个人的话，一个是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另外一个是我，好像我说过“大陆的通识教育已经落后于香港”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香港城市大学这样的学校怎么可能同清华、北大、复旦这样的大学相比，它原先只是一所大专，目标是培养香港企业的中等管理人才。香港回归前英国人把香港所有原先的大专都提升为大学，但这样的新大学要搞通识教育自然基础条件比较差。当然他们校长比较有魄力，对学位比较有期望，一直在努力提升学校。在这样的大学，由于缺乏条件，我觉得集中开设一门“中国文化”课是对的，一门课能搞好已经不简单。但从比较严格的意义讲，只能开一门通识课自然不能说是真正的通识教育，而是难以开展通识教育。当然，不成功有很多原因，理工科院校受到师资缺乏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