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治理结构的形成与演变

      中图分类号：G649.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07）04-0035-06

      追溯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渊源，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牛津大学。牛津成立初期，由于历史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它并未形成正规而系统的治理结构，只不过是师生的非正式集合。此后在组织自身的不断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才逐步成为学者行会并具备了有组织的大学体的一些基本特征。回顾牛津大学12-19世纪治理结构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学场域内学者、教会和国王这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变迁以及权力的变化曲线，应该说这既是外部环境变化的客观反映，也是场域内各利益主体运用所持权力博弈后所呈现出的动态平衡。

      一、中世纪学者自治型治理结构的形成和特点（十二世纪—十六世纪）

      （一）利益主体关系的倒三角架构和专业权力的垄断

      众所周知，牛津大学的产生并非是一种有计划的建设的结果，而是随着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所产生的文化需求的回应。当渴求知识的学生聚集在某些杰出的学者周围时，牛津大学就逐步形成了。这种自由的以知识为核心的聚集使牛津在成立初期形成了一种比较单一的利益集合，那就是以所有的学生和教师为表征的学者团体。但是这种单一性非常短暂，短暂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随着组织功能的扩展，它本身所具有的利益性将从不同的角度得到折射，从而对不同的权力集团形成利益吸引力。在城市刚刚兴起，市民社会尚不发达的中世纪英国，除了学者团体之外，教会和国王具有成为大学利益主体的天然条件。一方面，作为当时宗教和世俗领域的统治者，教会和国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对于大学而言无疑处于强势地位；另一方面，大学对它们来讲更是“世俗势力和教会势力一批不容忽视的经济上的主顾，并为培训顾问和官员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教育场所，还是造成赫赫声望的基础”[1] 63。

      在学者、教会和国王利益关系的形成过程中，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大学作为三者中的相对弱势团体，却面临着两个几乎对等的强势团体的影响和控制。控制的叠加既可能形成双控，但更多时候却往往会彼此相抵而造成影响力的削弱，由此也容易给第三方提供发展的空间，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种关系态势在权力运动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由于学者地位上升和其他利益主体地位的相对下降，学者操控的专业权力在大学场域中逐渐占据了垄断位置，并控制和影响着其它类型的权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权力（这一点尤其重要）、政治权力和管理技术权力也趋向于依附占场域支配地位的利益主体，使得学者团体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大学发展的独立环境。因此，就权力结构而言，学者、教会和国王之间的特殊关系与三方平等或一强两弱的关系有了很大的不同，三者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虚实相间的倒三角结构。如图1所示。

      

      图1中，罗马教廷和国王是处于同一水平线的两个权力集团。虽然两者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协作，但冲突是主线，这是教权和王权在权力领域上交叉和扩张的结果。作为西欧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绝对权威，罗马教廷对世俗政权的强力干预客观上加剧了与王权的矛盾和冲突，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大学在两权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中寻觅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两者都希望能够维护并扩大自身在大学中的权力领域，其结果就是使学者从教会和国王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特权。“独立性就在这种骑墙的局面中产生，它从教会与王室这两个方面都可获得特权，其影响为任何其他市民行会或同乡会所不及。”[2] 97因此，一方面可以说大学的权力来自于强权的赋予，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学者团体经济地位的独立和自身的积极争取。

      对牛津大学法人地位的特许是特权赋予的基本形式。“法人”这个概念是罗马人的发明，并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以教会法的形式融入到英国法律体系中。然而，“罗马法中的法人或团体人格并不是自我形成的，它必须要由外部权威创立；法律绝不允许它们自生自长。”[3] 51从中世纪的教皇到此后的世俗政权，强权的特许成为大学获得法人地位的一个根本条件。特许状中除了对大学的组织结构、争端解决程序、教师资格要求、学生的录取、住宿和纪律情况进行规定之外[4]，也明确了大学作为法人所拥有的诸多权利，包括拥有财产，可以通过遗嘱或信托取得财产，可以拥有公章进行自由交易，有权通过代理人与自然人或其他法人签订合同，对于由成员个体实施的民事和刑事侵权行为不负法律责任，拥有与自然人同等的追诉权以及有权制定内部法规的权力等等。法灵顿（D.J.Farrington）曾经对此作过阐释：“……在与外界社会的接触中，大学作为经过特许得以成立的法人，拥有自然人的能力。在它与外界的行为与其内部法有所抵触的情况下，它仍然有效且并不越权。”[5]1214年，罗马教皇承认“牛津的校监、教师和学者”是“与作为成员的个体不同的法人实体”，并因此享有王室和教皇所赋予的法律特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特权的赋予并非单向性的权力让渡，它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为让渡者带来利益的收获，其实质就表现为通过权力的授予，当权者既把大学从根本上置于他们的监管之下，又能够帮助他们脱离繁琐的日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