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18（2007）05-0001-05 乍一看去，大学这块土地，与别的组织并没有什么两样，成员整天忙碌地献身于共同追求的目标——真理——而成为一个整体。然而，深入大学内部，才发现大学这个组织又是那么的不同，人员分散在各自独立而互不相同的学科领域，似乎相互没有关系地、独立地我行我素，教师对自己学科的忠诚超过自己效劳的组织，大学组织似乎只是他们暂时栖身之地而已。高等学校是具有学科和事业单位双重权力的矩阵结构。在这个矩阵结构中，教学、科研人员处于双重权威之下，同时从属于一个学科和一个学校。高等学校管理始终交织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矛盾。几乎在所有的高等学校中，在需要共同管理和要求理性自由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作为大学校长，虽然是组织的领导人，对于组织成员的工作似乎并不具有直接命令之权力，不少决策权普遍分散于整个组织，掌握在学富五车的教授手中。重要的学术政策“都是起源于工作台、实验室和午餐漫谈，然后向上向外渗透的”[1]，而不像其它组织那样，由最高决策部门做出决定，自上而下地层层予以执行。所以，Cohen等的研究结论认为，大学是一个“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和“松散联结的”组织，其“目标是模糊的、人员是流动的、技术是不明晰的”[2]。在这样的组织当中，达成组织目标的共识既没必要也不可行，正式的权力不但很少影响大学发展方向和组织个体选择，而且大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自我运行的组织，存在自我分散的内在倾向。 再从管理学组织学的角度来考察大学组织的发展，也可以看到现代大学的这种分散倾向。促进组织分权的最主要因素包括：“组织的规模、活动的分散性、培训管理人员的需要”[3]。权力往往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管理层次的增加而与职责一起逐层分解；组织人员的活动越分散，要求权力分散的程度就越强烈。为了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水平，提高组织的整体适应能力，分散领导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大学成员活动的高度分散性导致权力弥漫和共享。 现代大学与其“祖先”相比，已经发生并还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大学规模扩大，不仅表现在成员数量剧增，也表现在学科门类的延伸。大学复杂性增加，不仅表现在成员成分上和需求上的多元化，以及知识领域的急剧交互与急速发展，也表现在大学自身职能拓展的无限性趋势，以及内外关系结构的交融作用。大学不但是科尔（Clark Kerr）描述的“巨型大学”，而且也是博克刻画的“超级复合社会组织”。规模扩大和复杂性增加，使得大学变成一个十足的科层式机构，再靠大学校长事必躬亲地领导已经没有可能。因此，为了使大学有效运行，必须实行分散化领导。更重要的是，由于学科以及附着于众多学科上的学术权威的增加，他们各自强调自己领域的优先权，形成一个又一个学术“小山头”，成为一个又一个“成本核算中心”，而加剧了大学自组织的这种分散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越综合、学术“明星”越多，对于大学校长治校中实施利益整合就越不利。正因为这种分散性传统与现实性存在，为了增强大学的快速应变能力，培养众多的次级和次次级领导者就显得非常必要，需要实施一定程度的分散，把责、权、利一起弥漫于整个组织，锻炼全体成员的领导管理能力。 任何事情总是在一定限度内发生和发展。适度分散虽然有益于学术自由与自治，增强成员使命感和组织适应性，但是，过度分散不但使得大学统一的政策形同虚设，而且降低了越来越有限资源的使用效力，可能危及大学整体利益。大学组织的这种神奇特性——内在分散需要和扩展中的强烈分散倾向——给大学校长强调整合的需要带来严重挑战。 大学校长作为领导者，其作用就是从全局利益和未来发展需要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甚至限制权力分散，适当整合权力，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大学适应性与竞争力。所以，对于大学校长治校，分散与整合构成一对基本矛盾。 在这对矛盾关系处理之中，体现出大学校长的治校智慧。正是有了这样的空间，大学校长能够发挥其内外关系的纽带作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汇作用，各种资源的综合调配作用，整合各种力量和资源，维护整个大学的利益，推动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获得新发展。大学校长治校中发挥整合作用的合理性与可能性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避免大学因为膨胀而出现被撕裂的危险。大学越是巨大，越是复杂，利益以及权力的分散倾向就越是剧烈。这种“可怕的”分散倾向，恰恰给大学校长发挥有效而及时的整合作用提供了可能和契机。 第二，占领学术自由与自治的“无人地带”。即使是最权威的教授，对于浩瀚的现代学术领域也只能熟知自己似乎越来越狭窄的学科“冰山”之一角。学科演绎的高速化和高度复杂化，已经使得教授们成为真实的“专家”，而无暇顾及别的学科和学术以外的行政管理事务。这种“漠视”使得他们对于自己学术专长以外的领导和管理领域不具备专业权威。相反，大学领导与大学管理变得越来越专业，大学校长及其领导下的行政机构所具有的职能，恰恰填补教授学科领域之空白，占领各个学科之间、各位教授之间的“无人地带”。 第三，快速应对飞速变化环境的需要。现代大学所面对的时代动荡而多变，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而且这个时代要求大学予以及时回应。完成这样的任务不能仅仅依靠分散的学术利益团体和象牙塔中的学术权威，还要有特殊的行政机制。大学校长的这种纽带作用就愈发凸显。 组织集权整合倾向，主要与组织历史和领导者的个性相关，还与组织领导与管理的要求相联。如果大学是历史较短并在较小规模、较低层次上逐步壮大起来的，那么大部分决策权就会习惯性地集中于大学校长手中，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组织习惯，形成一种组织文化。即使当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层次逐渐增加，大学校长也更加习惯地保留本应分散的权力，强调集中整合的重要作用。我们所看到的有所作为的首任大学领导者一般都是“铁腕人物”，特别强调集中整合作用，就是这个道理。朱九思先生是这样，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的吉尔曼先生、英国沃威克（Warwick）大学的巴特沃斯先生（Jack Butterworth）（任职时间为1965 -1985年），他们都是学校的创始功臣，也都是强权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