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627（2007）03-0050-05 用系统科学的观点考察高等教育使我们能够用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思想来研究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并且借鉴系统科学的概念、原理和范畴，有助于研究高等教育尤其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 一、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概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大扩张问题以及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怨声载道引起了学界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极大关注，由此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研究。迈克尔·夏托克主编的《高等教育结构和管理》有专章讨论高等教育系统；日本学者喜多村和之在《高等教育的比较考察——大学制度和中等后教育的体系化》中也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高等教育系统。国内影响较大的有查有梁的《系统科学与教育》，包国庆和安文铸在教育系统科学方面均有专门研究。在高等教育领域有邓晓春的《系统科学与高等教育管理》，廖泉文的《高等教育系统工程》，两书的重点均是在高等教育中系统工程的应用，对高等教育系统范畴进行了分析。但在这些研究中，多数只是“零星的、片断式的”，或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研究的课题集中在政府和其他资助者寻求解答当时即时问题和事件”。[1]（1）真正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当推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伯顿·R·克拉克。伯顿·R·克拉克领导的研究小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对美、英、法、联邦德国、意大利、瑞典、日本等10多个国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比较研究，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分析范畴，花了5年时间完成了《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克拉克从组织的视角出发，把高等教育系统看成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由于“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各种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2] 他以知识为逻辑起点，以工作、信念和权力三个要素为分析范畴展开论述，层层深入。其中他认高等教育系统是无序和有序矛盾并存的系统，主要是通过官僚、政治、专业和市场等四种协调方式，实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协调发展。以上四种协调方式如何保持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平衡和发展对我们颇具启发性。 二、高等教育系统整合过程中的四种协调方式 西班牙著名的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曾经说过：“大学不仅需要与科学进行长期、永久的接触，否则就会萎缩退化，而且需要和公共生活、历史史实以及现实环境保持接触”。[3] 高等教育系统也应如此。一方面，它必须以自身内在的逻辑力量为主，不断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以免为社会所遗弃。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只有不断地进行调整，才能生生不息，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伴随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发展成为巨型结构，其任务不断增加，信念日渐繁多，以及各种形式的权力向不同方向的牵拉，使得系统的整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按克拉克的说法，高等教育系统是由学科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矩阵结构，学科将来自四面八方的教学人员联系起来，而事业单位则是将许多专业结合在一起。由于各种国家权力形式都会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整合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高等教育的大部分制度是由类似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而，克拉克提出了国家体制、市场体制和专业体制三种理想类型。为了规避对高等教育系统整合过程的任何简单的解释，他进而深入探讨了每种整合模式的自然复杂性，将整合的自然过程分为官僚、政治、专业和市场四种协调方式。每种协调方式又各自有多种实现途径。官僚制的协调具有比较直接、集中和持久的特点，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完成：（一）纵向分化，即增加行政管理层次。不管是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系统，还是地方分权的高等教育系统，都采取垂直分化。前者主要增设中间层次，后者着重引进高级层次。（二）权力的扩张，即行政机构管辖权的膨胀。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央机构的管辖范围普遍扩大，这在理论上得到公共责任制思想的支持，在实践中是为了应付各种任务的不断增加，使人手足无措而产生的混乱现象。（三）增加编制。由于前两种途径所导致的行政人员数量的大量增加，不管是新机构还是旧机关都不得不扩大编制。（四）行政的专门化。伴随高等教育系统的日益庞大和复杂，对行政工作技术含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由此出现了独立的阶层—行政专家。行政专家的出现，使得工作的协调变得更为容易，但他们脱离了师生。（五）条例的大量增加。为保证系统内人员行动的一致，各国高等教育系统普遍出现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条例，略显泛滥。官僚制协调作用的大小因国家的不同、背景的差异、文化的区别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不发达国家的官僚制协调比较温和、被动；发达国家的官僚制协调则是武断的。然而，随着高等教育系统的日益现代化，官僚制协调朝武断的趋势发展。 比起官僚制的协调，政治协调的作用也不甘示弱，它是高等教育系统内和高等教育系统周围合法的权力形式，常作为官僚形式和专业形式的基本替代形式。具体途径为：（一）政治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增强。也就是说，媒介、舆论、政府部门、利益组织等各种政治和政府的正规渠道对高等教育问题，如入学机会、费用增长、科学生产率等的关注程度在日渐增加。（二）政治越来越多地卷入高等教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流经正式的政府政治渠道和相关政党结构愈发容易和频繁。（三）系统内部不同群体利益的强化。这种强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更多的利益集团，如年轻教师、学生等，要求“参与”决策；二是内部利益集团代表制的强化。克拉克指出，当政治集团越是官僚化，政治协调就越有权力。 专业协调则是源于“知识即力量”的思想，其途径为：（一）学科专长的扩充。由于系统内各级操作单位的各种决定越来越依赖学科专长，伴随教授们拥有的深奥知识不断增加，基层的专业权力就逐步向上扩散。（二）中央学术团体的扩充。由教授或院校代表组成的中央机构的数量增加，力量增强，协调能力增长。这些中央机构通常以各种联合会的形式出现，它们既是对政治和官僚协调模式的抵制，又是对相邻领域活动的防御。此外，还有院校代表自发联合的全国性机构和院校级机构，作为对官僚和政治势力的反应。（三）教师利益组织的扩大。大学教师团体，如联合会、协会等的力量增强了，尤其是教授联合会成了与行政和政治当局讨价还价的协调工具。相比之下，专业协调没有官僚和政治协调两种形式显著，但不可否认，它是富有活力的。 市场协调完全不同于前三种协调方式，在于它没有正式的场所。高等教育系统的市场主要包括消费者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院校市场。（一）消费者市场。消费者市场的中心特点是消费选择，在某些高等教育系统，这种选择非常广泛。当学生支付高教费用的能力提高时，消费市场得以扩充，当学生选择高教部门、院校和系科的能力增强时，消费市场得以增强。消费者自主权的增大是市场协调得以扩充的基本方法。（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是由教授和行政人员构成。这种市场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是使用的多寡不同而已。它的运转有利于促进人才的流动。（三）院校市场。它是各院校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场所，声誉是其主要的交换产品。总之，市场协调所表达的倾向根本不同于政治和官僚的形式，它有时倾向聚集，有时倾向分散。 三、分析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