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870（2007）02—0036—05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的经费短缺就成为世界性的话题。世界各国普遍的现象是，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与此同时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也日益受到关注，高等教育成本逐年增长。高等教育不是物质生产单位，它的产品不会很快地反映到社会经济发展上，高等教育对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长期效应上。这造成高等教育往往面临着“资源浪费”的质疑和提高办学效率的挑战。 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是一种结合营利性厂商与政府两者特征的非营利组织，它提供的产品是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成果及其相关的衍生产品。对于高等教育，也与其他非营利组织一样，有着是否有效率的怀疑和讨论。高等教育机构追求的是“质量最大”，而不是“成本最小，利润最大”。有时为了争取到一位有成就的教授，大学宁愿提供高昂的工资待遇，并给予相当经费为其建立实验室和配备科研助手。对这样的组织，很难评价它的效率。有观点认为，学校是经济不效率的单位，理由有两个：①学校决策者缺少动机去实现产出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②学校决策者对学校生产过程不能全面掌握。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就像其他非营利组织一样，高等教育的经营模式也是市场经济选择的产物，它虽然没有内在动机去成本最小化，但是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有限的资源供给带给它很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它按照尽可能有效的方式运行。因此，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高等学校仍然会关心自己的运行效率问题。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浪费”，提高办学效率，我们努力寻找一些效率指标，将它们测量出来，以最大的程度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什么是高等学校办学效率 效率用来评价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即最小的资源投入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或给定的资源投入是否获得了最大的效益。高等教育的效率常常被划分为两个层次：高等教育的内部效率（Internal Efficiency）和外部效率（External Efficiency）。高等教育的内部效率通常指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或学校方面的投入与直接产出（Output）之比。在我国，对高等教育内部效率的讨论和研究通常使用高等学校办学效率这个概念。高等学校办学效率包括三个方面，学校的成本效率、学校的直接产出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成本效率是指达到既定目标的资源投入是否达到了最小。直接产出效率是指给定的资源投入是否达到了最大的直接产出（教学和科研成果等）。学习效率是指以最少的时间和最少的资源投入，学生是否掌握了既定的知识和技能，或给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条件下学生是否获得了最多的知识和技能。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指高等教育的间接产出（Outcome）与教育投入的比较，衡量的是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满足情况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1]。如教育收益率就是教育外部效率的一个评价指标。高等教育具有人才培养、知识生产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是一个多类型投入和产出的机构。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教学、科研和服务三项活动，三项活动均有不同的产出，这带来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的概念。配置效率用来衡量多类型生产机构的资源投入和产出，指的是以最小成本的合理配置达到最大的产出[2]。若衡量的是间接产出，则配置效率指向外部效率问题；若衡量的是直接产出，则配置效率指向内部效率问题。 高等学校办学效率的研究从计量分析方法的角度可以大致分成两类，即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参数的方法是利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并根据计量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的方法，非参数方法则是根据统计原理不需使用计量模型也不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的方法。具体来说，研究高等教育内部效率常用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简称OLS）或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以及近年来在工业领域开始使用的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称SFA）方法等都属于参数方法。利用参数方法进行的研究例子包括：高等学校是否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程度如何，以及本科生教学、研究生教学与科研等几种产出之间的相对成本如何等等。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方法属于非参数方法，其本质是利用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利用生产前沿面的理论和方法，建立非参数的最优化模型，多用于研究相同类型部门间的效率差异。 下面将具体从三种效率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研究高等学校办学效率的实证分析技术进行梳理和讨论，并总结出各种方法的特点及其适用的研究类型。 三、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是最简单应用最多的参数估计方法，单一方程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估计量是线性、无偏和有效（最小方差）的。该方法在对学校生产、成本及其效率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估计学校投入和产出关系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对美国教育机会均等有历史意义的研究——科尔曼等人（Coleman et al.）1966年所做的“科尔曼报告”。该报告的研究发现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导致了一场对学校资源和学校绩效关系的广泛研究。“科尔曼报告”和后续的大量研究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应用于基本模型上，由此得到了各种投入的相对重要性。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在对学校成本及效率的研究领域中也同样备受青睐，大多数文献都使用该方法进行研究。其中，包括Brovender（1974）关于教学边际成本的研究[3]，Brinkman（1981）关于科研型高校教学成本的研究[4]，McGuire等人（1988）对科研型高校生产效率与声誉的研究[5]，Cohn等人（1989）对高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研究[6]，Nelson和Hevert（1992）对班级规模和高校规模经济及边际成本的研究[7]，Dundar和Lewis（1995）对高校院系生产率与高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研究[8]，Koshal和Koshal（1995、1999、2000）关于质量与高校规模经济的研究[9]，以及综合类、艺术类高校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的研究[10] [11]，Koshal等人（2001）对教会学校多产出总成本函数的研究[12]。除了美国的研究外，还有英国的Verry和Layard（1975）对高校教学和科研成本函数的研究[13]，澳大利亚的Lloyd等人（1993）关于高校合并的研究[14]，Lewis和Dundar（1995）对土耳其高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研究[15]，Hashimoto和Cohn（1997）对日本私立大学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研究[16]。此外，我国也有不少关于高校成本及其效率的研究其中包括，丁小浩（2000）对中国高校的规模经济进行的全面的研究[17]，侯龙龙（2004）对中国高校的范围经济进行的探讨[18]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