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07)03-0035-06 一、通识教育研究的简单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话题便是“通识教育”。笔者在较具学术质量的“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键入关键词“大学/通识教育”进行检索，搜索到1994—2005年间有关“通识教育”的文章，范围在[高等教育]的有171篇，在[教育与社会科学辑专栏目录]的有231篇。文章虽然不算少，但真正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的并不多。以近年来的博硕士论文为例，笔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试用数据库中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试用”(1999年至2005年共有266291篇)中找到了与通识教育研究直接相关的论文8篇，其中，专门研究通识教育课程的只有2篇。 也许笔者的搜索有偏颇或欠精确，可能挂一漏万，但据此还是可以分析出这方面研究的状况与进展。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基本理论研究。主要探讨通识教育的概念、目标、价值、理念、课程设置等等。 香港、台湾地区通识教育研究的历史沿革、现状、经验与问题等。 美国通识教育研究的历史沿革、现状、问题等，包括对哈佛、芝加哥等著名大学的通识教育的评介。 我国大陆部分著名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调查与分析。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者之间的关系，等等。 关于理论研究的成果，除了散见于各家论文及著作中的真知灼见之外，在笔者看来，比较有系统、相对集中或是其成果被引用比较多的是李曼丽等人所做的理论与调查研究。另外，徐辉、季诚钧、冯惠敏等人对国内高校通识教育的实施也作了比较多的探索。余凯、贾永堂、王本法、张寿松等人对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现状、进展及困难予以很多关注与研究。刘拓等人对通识教育课程实践作了有关中美部分大学比较研究；曲铭峰通过对哈佛核心课程的评介提出了建立我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一些建议。王定华、冯增俊、李成明、刘少雪等人对国外与香港台湾地区通识教育及其课程的研究方面有比较多的评介。部分研究者的专著也相继出版。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采用较多的是文献法。这样的原因与通识教育的历史渊源、发展变化、国别等因素相关，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检索、梳理与挖掘。但运用调查法、比较法进行研究的文章也在增加，尤其是在评介我国大陆部分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一些案例分析以及美国著名高校在通识教育方面的经验与方法方面。 从研究人员来看，除了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如杨叔子、胡显章、王义遒、季羡林、顾明远等)之外，90年代以来从事通识教育研究的研究群体主要为大学的专职研究与管理者、教育界的理论工作者、在读博硕研究生等。 总的来看，我国通识教育理论研究的进展与成果是应该肯定的，尽管存在问题与争论。 二、通识教育研究的缺憾与偏颇 肯定进展，直面问题，这是科学研究应有的价值取向。就90年代以来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而言，笔者略作归纳，试图从理论研究层面作一个简单的述评： (一)冗长的概念与目标之争 关于通识教育，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它的本质及价值。但在有关通识教育的概念、内涵与目标的诠释方面，国内学者可谓见仁见智，各家观点并不统一。毫无疑问，研究“通识教育”首先要对一些相关概念加以廓清，概念的明晰有利于目标与计划的制定。通识教育的价值、理念主要是通过通识教育的目标得以反映的，所以，有必要对通识教育的目标进行探讨。可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花过多的时间则不利于我国通识教育的实施，且似有“述而不作”之嫌。应该承认，我们在通识教育的内涵与理念方面存在认识上的模糊，尤其是对通识教育所涉及的目标与学科领域还存有不同的观点与分歧，[1] 甚至是争议。争论能够明辨是非，但冗长的争论于事无补，有些问题不必纠缠不休。通识教育是一个老话题，但它却“常谈常新”。对通识教育概念的界定不能够强求划一，也不能够指望有一个绝对的权威的界定。因为，人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不同的培养目标、持有不同的教育价值观与哲学基础，往往就会对通识教育的内涵有不一样的理解，会得出不同结论。换一种视角，既然通识教育的涵义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为何一定要苦苦地追求一个统一的字面的表述或解释呢？这是否又是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弊端呢？我们不能老是持“非A即B”的二元论观点来分析所有的问题。即使是哈佛大学，也曾经多次修改通识教育的目标，不同时期它的内涵也有变化。比较一下哈佛、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和斯坦福等著名大学的通识教育，就能清楚发现，他们在目标、理念、概念的界定等方面，各有侧重与特色。因此，笔者以为，在取得一个基本认可的观点或达成某种共识以后，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实施中去，理论研究应该更多地为实践提供指导，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我们需要超越这样的争论。 概念之争之持续，一方面表明其内涵的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在为什么要实施通识教育的目的与目标上尚未取得一致，也就是说，还存在阻力。其实，概念之争的背后，除了对涵义的不同理解外，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那就是不同专业背景与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切身利益。焦点在于是否需要实施通识教育。争论的直接影响是，我们在通识教育的实施方面，要么盲目跟随，要么举棋不定，进展缓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