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7)01-0138-12 一、关于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在诸多关于大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论述中，克拉克(Clark)的三角协调模型(coordinate triangle)[1] 一直被引为经典。它将国家① 高等教育系统置于“三角张力”之中，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位置取决于三股反方向的力量(即国家权力、学术力量以及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可见，和其他经济组织一样，高等教育机构受到供应者的专业技术(学术力量)、消费者的个人需求(市场)以及国家所代表的集体利益(国家权力)三者之间相互竞争的合力影响。展开来讲，提供教学和科研的学术供应者们受其专业规则和自身旨趣的影响；学生消费者希望能够获得可以提升他们自身人力资本含量的知识和技能；国家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至少是维持政权所必需的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若用以上框架观照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会发现，几乎在任何国家，高等教育系统都发生了某种程度上向着市场一端的移动。 发生此种移动的原因是什么？这需要检视作用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外力和这种作用力的方向。 同样，用“三角协调模型”分析，当专业技术供不应求或者学者的个人旨趣被法律或集体主义行为所保护时，高等教育提供者就处于主导地位，整个系统会服从于他们的利益。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便是如此，如中国建国后至1980年代以前的高等教育系统。如果提供高等教育的专门技术因为媒体的发达或者通过商业手段得到更广泛的普及，或者保护主义减弱，高等教育提供者的权力就会减弱，整个系统会被拉向另外一个或者两个持分者的方向。近二十年来发生的变迁正是如此。[2] 对于学生消费者而言，如果接受高等教育的收益非常大而且相互之间无太大区别，学生就不会有过多要求，接受现有任何种类的高等教育；如果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比较低，而且相互之间差别比较大，学生就会很挑剔，不能够提供他们所需的大学就会处于困境。[3] 这就无怪乎在一个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的时代，没有热门、冷门专业的分野；而在国家放松管制后，热门、冷门专业逐步显现。 国家在此模式中的角色却是相当矛盾的。国家可能是供需两种相反力量的仲裁者，来保障一种公平的竞争秩序。另外，国家可能是高等教育的积极促进者，为了达到单凭市场无法达到的目标(比如，保障培训足够的熟练工人或者实现社会结构的复制等)而提供某些辅助、制定某种规则，其结果是，国家加强了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地位，甚至自己本身成为提供者，如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包分配”的就业政策即是为了保障稀缺的大学毕业生能够为国家所用。第三种选择是国家将自身权力加置于消费者一端，极端的情况便是国家本身成为一个垄断的购买者和代理消费者。 威廉姆斯(Williams)的研究[4] 区分了在上述三角协调模型中不同国家的政府对自身的选择定位，并指出其近几年来共同的趋向是：在新的状况下，政府都更加支持学生消费者，而不是学术提供者。至少，政府开始缩减它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同时疏远提供者。 以上分析框架是将高等教育系统置于单个国家的封闭体系之内来分析，而如果将以上小系统放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之中，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揭示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和市场力量“此消彼长”的原因；也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在上述三角协调模型中，个体作为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公民的角色被重新定义，这种重新定义与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技术进步有着明显关系。 近年来，已有很多研究者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新的生存情境，对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予以改进和修正。以上引述的威廉姆斯的研究即为其中一种，威廉姆斯的改进重点强调了国家对于自身角色的重新认定。在玛根桑(Marginson)和罗德斯(Rhoades)修正过的理论中，全球化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被加入进来[5]，艾瓦(Vaira)则更进一步标明了全球化影响高等教育组织的路径，并且认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高等教育组织表现出趋同的倾向[6]。 总之，跨洲际的相似改革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教育重建有必要被理解为一种全球现象。那么，全球化如何影响到高等教育组织的生存环境，并使得国家重新定位了自身对于高等教育的责任和调控方式？ 二、全球化——高等教育变革的新情境脉络 我们可以认为，国家和高等教育关系的重新构建是民族国家因应全球竞争形式的必然选择。这首先同过去二十多年的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有关。 1.从经济国家主义到信息化全球经济的转型 从二战之后，在1945～1973年之间，西方国家曾依靠经济国家主义的理念创造出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进步的奇迹时代。经济国家主义理念包含三个紧密联系的基本原则——(经济)繁荣、(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流动)机会(prosperity,security,opportunity)，并认为民族国家的政府不仅拥有保障以上三者的权力，也负有保障以上三者的责任。于是，政府将自身政策、企业组织、学校教育系统以及家庭等紧密地编制于一个精心设计的网络，并将以上原则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战后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国家主义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大量经济行为在国家的“围墙”经济(" walled" economy)之内发生，国家控制着可交易货物、服务的流动。[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