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7)04-0097-06 19世纪初，德国古典大学在以洪堡、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发生了一场韦伯所说的由内而外、由观念而制度的革命性变革，给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活动和精神气质带来了全新的气象。柏林大学的创办就体现了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新面貌。“虽然柏林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的乃是过去中世纪的结构形式，但它有一项意义深远的创新，即确立以研究为大学的首要使命。……这种以研究为己任的思想对19世纪德国大学所取得的巨大科学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使教授集研究与教学于一身，加强了其作为研究所主任和大学管理决策参与者所起的重要作用。”[1] 1870年俾斯麦上台后推行“铁血政策”，逐渐加强政府对大学的干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学几乎沦为军国主义的工具和纳粹统治的国家机器，德国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传统受到严重破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以其独特的学术经历和卓越的洞察力对德国大学所阐述的真知灼见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 一、大学自治：为保持自治权力，大学应反对官僚化管理 大学自治是西方源远流长的一种学术价值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随着国家权力的日益强大和大学社会功能的凸显，政府和社会力量通过财政拨款等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对大学的干预，如插手教师的聘任和开设研究班等大学传统的学术事务，致使大学自治的传统受到破坏。19世纪后半期，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德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按照韦伯的说法，不断走向官僚科层化或者理性化。同样，在德国大学中，大学自治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大学也逐渐变成了官僚化的机构。“这种机构(官僚制)一旦建立，其客观上的不可或缺性加上它特有的‘非人格性’，使得它——相对于封建的，基于个人忠诚的秩序——很容易为任何人服务，只要此人知道如何来驾驭它。”[2] 这种官僚化趋势不仅在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存在，而且还在向其他学科领域蔓延。“即使在科学研究以及教育研究的领域，大学常设的研究所的官僚制度，是经营中的物质设备、器材需要增加的‘函数’。”[3] 韦伯将大学经营看作是一种官僚制度，他说医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型研究所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必须采用与大规模经营一致的手段。在这样的研究机构里，学者必须依赖国家才能获得劳动器材和研究设备。这种官僚制度使得研究者、大学教师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了。 韦伯竭力主张维护大学自治的传统，他认为由国家决定大学经费支出是导致德国大学内部产生官僚制度的重要因素，国家预算作为媒介在催化和促进这种官僚化，它决定了研究群体对官僚制度的服从。从19世纪后期开始，自然科学、医学研究领域大量增加实验室和研究所，教育上大量采用研究班的形式。“在普鲁士，从1882年到1907年，共有9所大学，得到一位著名(很不受喜爱)的高等教育部长阿尔特霍夫的帮助，在哲学学部建立了不下77个研究所和研讨班，86个医学实验室和诊所，9个法律研讨班和4个神学研讨班。”[4] 韦伯把研究班制度也看成是推动大学官僚化的一个因素，因为随着研究班制度的发展，对助教和教室、图书馆等人才、物资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且也需要获得国家财政预算的支持。大规模、体制化的教学和科研建制需要政府和工业界提供物资、经济上的支持。而后者在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教学和科研的干预与控制。这种干预导致传统的大学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于是传统的大学体制内部孕育了与新型资本主义相对应的研究和教学设施。学术“生产”机构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化学研究所，化工界在对大学研究和教学进行大量投资的同时，对大学讲座制度的科研效率不满而对其进行干涉。这种变化也带来了德国大学研究体制上的危机。 韦伯认为，政府对大学教授职位人事权的干涉也是导致大学自治权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当学者们在决定接受教授职位之前，应拥有智力上的信心，或至少得到同行的信赖，愿意和他共事，这是最基本的学术要求。但有的学者为了在学术上“出人头地”，竟然破坏这些不言而喻的规则。他们为了获得职位晋升，竟然捞取“惩罚教授”① 之职，而且政府也鼓励这种“投机者”，因为这种人是禁锢学术所需的。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对大学教授职位的任命，实际上是一种赋予其金钱利益和社会声誉的赞助行为。对于接受者而言，追求名利和地位的欲望越大，则人格和尊严所受到的贬损也必然更加严重。韦伯指出：“如果对这种聘用教员时的非学术目的做出让步，特别是偏离应该尽可能任命学术杰出的人这一基本原则的话，那么，最终会导致大学的道德权威的削弱。”[5] 在韦伯看来，德国学者失去了自身的尊严感，如同政治领域一样，他们被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当时德国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和大学的部长)这样的强权人物所愚弄，学术在引诱、欺骗、蛊惑中走向腐败。他在《论“阿尔特霍夫体制”》一文中指出，“这种盛行的体制，试图把新的一代学者改变成学术‘生意人’，变成没有自己思想的体制中的螺丝钉，误导他们，使他们陷于一种良心的冲突之中，步入错误的道路，甚至贯穿他们整个学术生涯，都要承担由此而来的痛苦。”[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