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7)01-0055-11 我国大学正处在大发展、大改革和大动荡的时期。大学规模急剧膨胀，校园建设方兴未艾、日新月异，科研课题和经费逐年攀升，学科专业与日俱增，教学改革花样翻新，行政管理推陈出新，校园内彩旗飘飘，标语横幅目不暇接。但是，在这一片繁荣之下，大学却危机四伏。从大学教师的角度看，大学中的资源危机、价值危机、制度危机、质量危机和公信危机等[1] 主要源自大学中行政权力恶性膨胀和学术权力不断被挤压，教师被排除在大学决策程序之外，不再是大学的中心，而是已经成为大学的雇员，行政管理者成为大学的雇主和主宰，大学日益成为一个官僚化的机构。而行政管理者则正好相反，把大学的危机(如果他们承认存在危机的话)起码部分地归咎于教师，认为教师构成大学改革的障碍。对于大学内这种尖锐的文化冲突，我们必须正视它、认识它和化解它，否则大学的危机会日趋严重，更遑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 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的起源 从根本上说，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起源于学者和行政管理者对于大学性质和使命的不同认识。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大学是学术的圣殿，是由教师和学生构建的，其基本使命是发展学术。在学术圣殿中，教师就像“布道的神父”，神父的忠诚不是指向教堂，而是指向上帝和圣经，教师的忠诚亦不是指向大学，而是指向知识和学科专业。准确地讲，学者的工作不是地理定位的，其价值取向主要以知识为转移。在学术圣殿中，所有学者(包括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同一学科专业的学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力，只有学者有资格进行相互的评价，必要的时候还要相互执行纪律，他们不仅进行相互评价还应有权聘任或解聘同事。教师们相信，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工作的价值，确定和分配自己的工作，决定开设课程的性质和内容以及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在学术圣殿中，教师是在有相似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的同事中间工作，而不是为老板打工。他们认为大学校长是学术论坛的执行秘书，其主要角色不是管理者而是被教师选拔出来代表教师价值的一名教师；校长以下的其他行政管理人员则被视作教师的雇员，他们被聘来保证教学、学习和研究的顺利进行，其工作就是为学术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教师是大学的主人，而行政管理人员是大学的“仆人”。在学术圣殿中，学生是青年学者，教师要感召学生，教化他们成为学术火焰的守望者。 从世俗的角度看，大学既不是圣殿或修道院，也不是由只相互负责或对某种抽象道德负责的一群学者所建；大学为社会所建，是社会的服务站，其根本目标是为社会服务。大学作为服务站，不仅仅是由学者构成，而是由多元群体组成。因此，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要由大学行政来代表；在大学内部，教师也不是唯一的决策群体。教师的聘任和解聘不能完全交由教师自己决定，不能仅仅以是否能与同事和睦相处或能否激励同事的创造性为标准，还要考虑系与系之间、学部与学部之间的平衡，而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就此作出判断，因为教师没有足够的勇气作出拒聘或解聘的决断，也缺乏宽广的视野和对真实世界的了解来作出符合大学整体发展的决定。如果说把教师比作教堂中服务的神父，那么行政管理人员则是建筑教堂和维系教堂运转的人。大学与任何复杂的多目标组织相同，需要一个指挥和管理者链，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管理人员服务于公众以及大学内部各利益群体，他们肯定不是仅仅服务于教师利益或狭隘学术价值的“仆人”。如果说，教师的忠诚指向的是知识和他们的学科专业，那么行政管理人员则是为大学这一组织实体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认为自己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管理大学，而教师往往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或者能力处理大学日常事务。从行政的角度看，组织必须有权力层级，必须有规章和程序以及组织中人们必须遵循的工作成绩标准，仅仅把大学视作由平等学者组成的学者社团，仅仅由共同的价值和和谐的学院文化来规范学者的行为，大学是无法运转的。在行政管理人员眼中，学者过分强调学术评价的非量化性质是不现实的，他们相信教师的质量和产出是能够评价的，行政管理人员必须主导这样的评价，完全交由学者自我评价或相互评价，就会使评价流于形式。行政管理人员甚至认为，像学科建设这样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学术问题，不能完全交由学者去解决，否则的话，教师们就会因为过分地保护自己的学科而陷入无穷无尽的争论之中。最后，对于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学生是大学的顾客，守望学术圣火只是大学生的一种选择，大学要满足他们寻求更好职业的需求。 从历史上看，自从大学有了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就有了学者与行政管理人员的差异，有差异就有矛盾，就有冲突，所以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非新问题，似乎不值得过多地关注，然而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冲突激烈的程度和发展方向已经构成对大学发展和生存的威胁。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商业化的时代、一个日益官僚化的时代，在大学中，管理超越了学术成为应对激烈竞争性市场挑战的主要动力源泉。当前大学的变革可以从一种范式的转变来认识，大学正在经历从传统的学院(学者社团)精神向经济理性主义和新管理主义意识的转化。高等教育这一发展趋势可以从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中反映出来，这套话语体系在政府和大学的各种文件、新闻媒体的报道甚至学者的文章中成为新宠，诸如市场价值、成本—效益、良好管理、战略规划、成就指标、质量保障、问责和审计等。当前大学管理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强有力的行政主管控制气氛和市场优先的战略选择，行政管理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商业价值和实践，像管理公司企业那样管理大学。美国学者阿特巴赫(P.Altbach)指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大学行政管理化，随着高等教育领域中行政人员数量增长，高级行政人员的管理权力大大加强，他们控制了预算和学术规划。[2] 管理主义的兴起还表现在行政人员与学者间的裂隙加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穆勒(S.Muller)在波隆亚大学建校900周年纪念大会上伤心地指出，大学“早期存在的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人文标准正在受到规模、制度和程序的侵蚀。这种演变使得大学自治更难于实施”，大学“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了”。[3] 在这个官僚化的过程中更凸显了大学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