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7)02-0059-07 在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尤其是进入精英高等院校的机会)历来是一种相当稀缺的资源。由于这一资源的有限性，并且由于它的分配将直接关系到个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以及将来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处境，因此，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分配教育机会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围绕这种独特资源的分配或获得的状况，将成为衡量中国高等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要标准。 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与国家的高校招生政策密切相关。按照戴维·伊斯顿的观点，任何政策与法律在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利益进行权威的分配。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招生政策历经变迁，依据分配教育机会的不同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革命”时期(包括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后。① 在不同时期，机会的供给主体、机会的分配标准、机会的分配方式，以及机会向谁开放、为谁所享有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形成了对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同模式。 一、“身份”与“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校招生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恢复和重建了高校招生制度。高校招生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有计划地选择和培养服务于国家建设的专门人才和干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高级的国家建设人才。”[1] 1952年院校调整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高等教育应为建设事业服务，要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2-3] 这就决定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高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精英”，尤其是技术精英。然而，作为一个新生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它在教育上延续了老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具有很强的革命意识和平民意识，十分强调教育面向大众，尤其是向工农开放。这就使得建国初期的高校招生政策面临着选择“精英”与面向“大众”的双重使命。 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招生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确保工农大众进入高等院校。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中，对录取标准作出了特别的规定：“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差，得从宽录取。”此后又陆续通过对工农干部和革命军人、产业工人采取优先录取、降低分数线、免考外语等方式扩大其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工农速成中学的成立是当时扩大工农干部及其子弟进入高等院校的重要举措。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一般可以直接进入高等院校。根据统计资料，1953年第一批毕业的1680人中，有1622人升入高等院校。[4]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高等院校中工农成分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由1952年的27.39％上升到1957年的36.42％，1958年的55.28％。[5] 472 然而，就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校招生政策在价值选择上偏向于建立一种“精英”选拔机制，考试成为选拔精英的主要方式。工农干部作为一种身份，虽然可以通过工农速成中学直接进入高等学校，但是，在形式上还是要参加考试，并没有在根本上否定考试的选拔功能。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对苏联模式的学习，这一精英选拔机制不断得到强化。在高校招生政策中，对学业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工农干部的身份优势变得非常有限。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建立，工农速成中学的撤消可以看作是这一机制运作的两个结果。 我国于1952年建立了全国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通过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组织领导，统一报考和统一录取调配方式，动员和扩大报名人数，提高选拔比例，从而达到有重点、较全面地完成招生任务的目的。从1952年至1956年，参加高考的人数由5.7万增加到35万，录取人数从5.1万增加到17万，但是录取比例却从91.4％降到50.5％。[5] 工农速成中学的撤消可以看作是国家在招生政策选择上偏向“精英”选拔机制的另一个典型结果。政务院1950年发布的《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指出，工农速成中学成立的初衷在于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工农干部，作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4] 因此，它的成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是，从一开始，工农速成中学就不是面向一般的工农大众，而是面向其中的优秀分子，如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军事干部和军人。根据1953年统计资料，工农速成中学在校学生28000余名，其中工农干部占56.3％，产业工人占25.5％，军人占18.2％。在全国工农速成中学中，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共有1572人。[4] 即使如此，由于工农速成中学与培养技术精英的目标相悖，② [5] 341955年便停止招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服务于国家建设，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高等院校由建国初的205所发展为1957年的229所，在校生人数由11.7万，增长到44.1万人，在校学生数从1949年到1957年共计增长254.6％，平均每年增长19.4％。[5] 294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极大地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特别是工农干部在高等教育在校生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但是在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导下，高等教育事实上成为培养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机构。在教育机会的分配上，侧重于建立一种通过考试选拔精英的模式。尽管高等教育的机会向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开放，但是享有高等教育机会仍然是少数人的“特权”，普通大众在事实上并没有享有这样的机会。另外，由于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础薄弱，发展极其不均衡，各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很大差异。1952年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建立虽然能够统一调配生源，但是历史原因导致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阶层差异，导致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极度不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