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社会流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人们在各种社会集团内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以及在各种活动空间之间变动、转移的形式和过程。① 一般认为，社会流动有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两种基本类型，其中，垂直流动是指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人或群体跨越等级(或阶层)界限的位置移动情况，根据移动的方向，又可进一步分为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由于垂直流动可以给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提供破坏不平等制度的动力，因而高的社会流动率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释放较低阶层的不满，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

      社会流动受政治、经济、教育、地理、人口乃至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考试，特别是大规模考试也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事实上，中国历史学和社会学界对于历史上科举引发的社会流动的研究兴趣一直不减，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研究，成果都很多，各种观点的争鸣互动也颇为热烈。② 与科举不同的是，高考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领域，却远不及前者热闹。高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流动，其影响受到何种因素的制约，应如何认识高考在二元结构社会解体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甚少被关注。本文拟以厦门大学为个案，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学生社会阶层变动的实证调查，探究高考制度对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的影响力，并由此分析它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研究综述与调查概况

      由于高考建制时间仅仅50余年，人们对它的研究兴趣多集中于这一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完善。有关高考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这一问题，到近些年才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一般而言，学界对社会流动问题多通过统计流动率来进行定量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以定性方法为主，且多停留于感性的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的学理层面的思考。

      (一)研究综述

      笔者视野所及对这一问题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两项：一是张宝昆的著作《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一是李家林的论文《论考试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

      在《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一书中，作者首先对科举考试控制社会流动的历史作了简要的定性考察，认为科举除造成并控制了社会上向流动之外，也间接地对其他形式的社会流动造成影响。作者特别对考试控制社会流动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得出我国自解放以来实行的35次高考促成了1354.05万人的上向流动③。作者据此认为，高考制度充当了促进社会流动并控制这种社会流动的角色，起到了一个社会安全阀的重要作用。④《论考试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文，作者也主要从定性的角度论述考试如何促进合理社会流动的形成。认为，考试通过其本身的规范效应来规范社会流动行为，从而强化社会流动的有序性；通过考试政策的制定，来协调控制社会流动的流速和流量；通过考试内容或标准、考试结果等来促使社会主客观目标之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考试通过其公平性和规范性，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价值取向起到良好的导引作用。当然，这些作用的实现均须基于考试制度科学、合理这一前提。⑤ 虽然此项研究中的社会流动并非特别指向阶层流动，考试也并非专门指向高考，但对我们研究高考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两项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包括高考在内的大规模考试制度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所做的也基本上是综合定性研究，而且没有进行统一高考与非统一高考对比。从这一角度看，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尽管与之相关的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均未将视角直接落到高考制度的分析上。

      (二)调查概况

      人们在研究科举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时，惯常方法是对比科举与之前各种人才选拔制度下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同理，高考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大小，也要通过与未采行高考时学生阶层分布的对比来体现。鉴于新中国从1952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后，除“文革”十年，其余时间均采行了这一制度，而“文革”的情况又十分特殊，难以进行常态比较，我们只能对比建国前未采行统一考试时期和建国后采行统一高考时期的情况。

      具体而言，本文是通过对比统一高考建制前后学生家长职业构成的差异，来分析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这就要求调查的学校一定要在统一高考建制前成立，且建校时间越长越理想。厦门大学于1921年建校，其20世纪30、40年代的学生档案也被保留了一部分。但这些纸质文献保存时间已长达数十年，且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的破坏，很多档案要么缺失，要么因虫蛀或发霉而难以认读。笔者设法浏览了厦门大学几乎所有建国前的学生档案，通过查阅学生家庭状况、教育环境调查表、国立厦门大学人事调查表、入学志愿书、清寒学生调查表、学生人事考查表、学生自传等文献，共得到文理各院系学生档案3141份，其中，有家庭出身情况记载的有效样本计2356份。相比之下，建国后的档案要齐全得多。笔者分别查阅了1950年—1952年、1965年、1976年—1980年各年的学籍表，得到学生档案共计6465份。建国前后档案总计8821份，采用Excel进行归类。与建国后分年或分阶段统计不同的是，建国前各年由于性质基本相同，且样本较少，被统一归为“建国前”大类。调查对象系别分布广泛，涉及当时几乎所有系别。

      二、统计与分析

      在本调查中，家长职业(以父亲为依据来统计，极少数父亲情况不详而母亲职业详者，则以母亲为据)被划为工、农、军、学、政、商、其他七大类，其中，工包括工人、职工和手工业者；农指农民；军包括普通军人和军医；学包括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医生和科技人员；政指干部(包括农村干部)；商包括商人、华侨和侨店员；其他包括非农(据其综合信息推断不是农民者)和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