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7)02-0026-15 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人不局限于高等教育之内，但在制度化的现代社会，高等教育是孕育知识人的摇篮。本文所讨论的知识人特指高等教育中的知识人。这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分化源于高等教育内部的差异，也源于高等教育在社会系统中所承担的复杂功能。 本文尝试以文化政治认同与技术认同这对概念来剖析知识人纷繁的角色。何为认同(identity)？Identity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被外在感知的(identity as perceived)，此时译为“身份”比较妥当；另一是主体所致力追求的(identity as intended)，此时译为“认同”相对合适。若将“身份”与“认同”构成纵轴，另一对概念——“沟通”与“技术”构成横轴，“沟通”发生于互主体之间，“技术”则运用于主客之间。① 文化政治认同的位置在象限的左下角，它是一个共同体所内在认同的目标，体现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沟通”行为；技术身份的位置在象限的右上角，它强调为外在的社会经济压力所决定，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控制”行为，更具有被外在所定义、所制约的“身份”特征。作为行动者的知识人将结构性的身份定位转化为内在的旨趣与行为的惯习，故此处称为“技术认同”。 知识人的“文化政治认同”与“技术认同”，有丰富的论述资源。古希腊时既有logos和doxa之分(知识与意见之分)，与此相应，近现代有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之分、有事实与价值之争，亦有作为科学的知识与作为文化的知识之区别。知识人也有知识分子与专家、专业人士之区别。艾尔文·古德纳在剖析作为新阶级的文化资产阶级时，提出催生新阶级过程中两类知识分子——作为“狮子”的人文知识分子与作为“狐狸”的技术知识分子——的不同作用。[1] 在布迪厄的论述中，高等教育是学术权力、科学权力与批判权力不断角逐的动态场域，其中，学术权力指对学术资源的管理与控制，此权力负责文凭的管理与社会地位的分配；科学权力体现为学者的论文发表与学术机构的研究声誉；批判权力指知识分子对公众的影响，尤其是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影响甚大。[2] 随着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出现，大学更为分化，不同院系、不同类型的知识及知识人所承担的角色、所履行的功能差异日增。帕森斯认为，高等教育生产四种不同类型的知识：研究(基础研究与信息积累)、教育(人类经验的传递与人格养成)、职业培训(训练职业的实践性知识和职业生活所必需的文凭)、文化发展(对宽泛的社会议题的关注，对抽象价值的追求，批判性的立场与态度)。教学通常由本科生院承担，研究集中在研究所与研究院，职业培训的责任则由商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完成，而智力批判者作为个体散布于大学体系内外。与之相对应，四种知识类型的生产者分别是：研究者、教师、职业培训者和知识分子。[3] 其中，教师与知识分子热衷于文化政治认同，研究者与职业培训者体现技术认同的特征。 本文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隐喻出发，分两条线索进行探讨。一脉探讨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启蒙为知识人文化政治认同的心智基因。在启蒙实践中，知识人或循文化路径，或走政治参与，所持守的价值理念不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也不同。在“一切皆为文化”的后革命时期，“知识即权力”的宣称赋予文化与政治结合的新契机。另一脉则探讨并指出在工业社会尤其是进入后工业社会，知识人的技术认同成为垄断性旨趣。伴随知识的民主化，后学科时代来临，学术资本化与学术工具主义相并而行。文章最后提出超越学术的工具主义与文化的相对主义的可能途径，即沟通行为与责任伦理——知识人寄望以此整合文化政治认同与技术认同，高等教育寄望以此既回避启蒙的理性谶妄，又免于现代社会“侍女”的局促被动。 二、知识人的文化政治认同 (一)知识即光：启蒙之于知识人的使命 何为知识分子？刘易斯·科塞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是自由飘浮的个体，因无社会连带，故能客观公正地认识世界，并给世界提供一个整全性的认识。 在高等教育中，作为一个概念，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与专家(specialists)或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相对应，具有“通识知识”的含义，相应突出了后者兴趣的狭窄。“自由飘浮”体现为超出专业之外的兴趣与关心。大学之大，在于与生俱来的超越性的普遍主义精神，university的根基正在于universalism。中世纪的大学是学者为了追求普遍性的真理而聚集的地方(The university was a place of " universal knowledge" )。大学只服膺普遍的秩序，不从属任何具体的国家。大学自诞生始，就以普遍主义态度来抵抗“城邦”中的具体政治，超越一时一地的利益，所提供的启蒙知识，如同光一般照亮混沌的世界。 启蒙中的知识人自成“文人共同体”或“科学共同体”。[4] 班达于此有明确的阐述：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王。譬如，苏格拉底与耶稣所支持与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永恒标准，“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和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乐于寻求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5] 知识分子有形而上的智识乐趣而少实用的事功目的。知识分子充当着“一个社会内诱发、引导与塑造表达的倾向”，是坚持神圣传统的传教士的继承人，也是《圣经》中先知的继承人，是那些在旷野中传教、谴责权势者罪恶行径的狂人的后代。在拉尔夫·达伦道夫看来，知识分子的精神祖先是中世纪的宫廷弄臣。他们生活在社会等级之外，因而也生活在社会礼仪、特权之外，他们地位卑贱却拥有嘲弄权贵的权利。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认为知识分子有两面，一是庄严虔敬(piety)的一面，他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思想有一种庄严的敬意。知识不是谋生之器，而是追求其中所蕴涵的真理。恪守知识的操守，不为任何外在的权威横加干涉，谨守自己的求真精神与节操，一定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尤其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一种近乎宗教奉侍的精神。同时还有“游于艺”(playfulness)的精神，也就是科塞称之为“戏谑”的精神气质，就是玩味生活，生活本身就是目的，没有任何外在的实用性目标，这种气质使人永远保持一种活泼开放的求新兴趣。知识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占有已知的旧真理，而在于不断寻求未知的新真理，知识分子是一个永远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知识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他们唯新是求的情结、特有的乌托邦式的思维②、不断的批判与挑战行为保证了社会文化富有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