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7)01-0013-06 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中，“以学术为业”[1]的学者们总是不断塑造出有关自身特权地位和神圣身份的“传奇”和“神话”，最大的例证就是他们“制造”了“三A原则”，即学术的“自由、自治、中立”——这恰是高等教育“自主”的核心内涵和终极追求。作为大学组织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些“传奇”和“神话”在加强内部团结、抵抗外部压力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问题在于，在学者们为自己塑造系列“传奇”和“神话”的同时，外部各种利益主体和强权力量却借助更为强劲的资源优势不断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和规范。对此，英国学者哈罗德·珀金根据高等教育坎坷蹒跚的发展史精当地指出，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中心主题是：自由和控制的矛盾关系。”在自由和控制、自主与尽责的矛盾对抗中，高等教育往往陷入被控制的尴尬状态：高等教育为了赢得更丰富的资源，往往不得不以牺牲更多的自主为前提[2]。为了规避这种饮鸩止渴式的尴尬，必须进而思考：高等教育系统在历史中究竟是如何争取自主的？它应该如何在不断丰富自身资源的同时，又有效扩大自主权利？为了赢得和扩大自主权利，高等教育系统究竟建立了何种防御体系和抗干扰机制？概而言之，高等教育自主，在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何以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高等教育自主，既非空穴来风，亦非空中楼阁，更不是不可实现的空想；面对各种要求尽责的压力，高等教育系统并非单纯地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是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文化资源，通过多种策略性努力，在必要的范围内卓有成效地维护捍卫了其自主地位和自由空间。 一、高等教育据以赢得自主的资源依据 （一）高等教育所拥有、可供给的资源：文化资源 在彼德·布劳看来，一切社会关系都可看作交换关系[3]，更准确地说，可以看作资源交换关系。高等教育与社会多元价值主体之间的互动其实也是一种资源交换关系：高等教育所拥有、可供给的资源是以知识为素材的文化资源；高等教育系统在提供专业服务时，必须以知识为基本材料，以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等操作实践为基本活动形式。伯顿·R·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服务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在教授和教师的许多特殊活动中，我们可以找到的共同内容就是知识操作，只是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知识的工作组织形式有所不同罢了。……不管我们的定义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知识就是材料。研究和教学是主要的技术。”[4]22在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资源交换关系中，高等教育往往利用其所拥有、可供给的文化资源，通过交换获得经济资源、制度资源、社会资源，等等。 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表明，资源交换关系并非绝对平衡和均等，由于不同资源的相对权重互有差异，资源交换关系总是处于不平等状态。在资源交换关系中，影响资源相对权重，进而影响资源交换双方地位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资源本身的重要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在交换关系中，任何一方可供给资源越稀缺、越重要、越不可替代，而其必需资源越普遍、越不重要、越可替代，则它在资源交换过程中的地位就越高，控制能力就越强。二是资源的可交换性。即资源能适合多少种类型的交换关系、满足多少种类型利益主体的需求。资源的可交换性越强，它就越能在社会交换中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权力。 传统社会中，高等教育及其文化资源在重要件、稀缺性和可替代性方面远不如经济资源、制度资源。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经典论述[5]：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这表明，文化资源在很长时期里都不是第一位和优先性的，它总是处于派生地位和非优先状态。受此影响，高等教育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主要处于寄生状态和依附地位。以史为证，中世纪之前萌芽状态的高等教育常常寄生和依附于宗教图腾、行政机构的教化功能；中世纪时期大学教育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和寄生在基督教会。与此相适应，当时的教育工作者常由祭司、官吏、僧侣兼任。 由于文化资源在重要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方面没有优势，高等教育要想凭借文化资源减少尽责的压力、赢得更多自主，就必须拓展文化资源的可交换性。为此，高等教育在其发展历史中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积极发展和大力展示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属性；二是不断扩大和有效增加文化资源的交换对象。 （二）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属性 为了增强可交换性，文化资源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中逐渐积淀了三重价值属性：本体性价值属性、工具性价值属性、象征性价值属性，这些是高等教育赖以获得价值属性的依据、载体和基础。 首先是文化资源的本体性价值属性。从本质上讲，知识仅是对自然、社会以及意识等主、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的总结和反映，并不具有其他另外的意义；但是，一旦人类基于改造自然和社会以展示自身本质力量、满足自身各类需要的冲动，以相当的历史自觉凸显知识的内在价值，并赋予知识以独立的品格和本体的意义，知识也就借助这个形而上的过程，进入了人类的价值—信仰体系，成为人类认识—实践活动的根本目标和本体性追求。英国红衣主教纽曼所谓的“知识本身即为目的”[6]的命题恰切地表达了知识的本体性价值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