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07)01-0016-03 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及其内涵 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概念经过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1991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提出了“努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的任务。1992年11月，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即“211工程”。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力争在下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高水平”。1994年7月，国务院再次明确提出“争取有若干所高等学校在21世纪初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学术水平”。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上提出“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教育部随后启动了“985工程”。2004年2月，教育部提出了“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至此，我国正式提出了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美国研究型大学是按照一定的培养标准，将大学分成不同的类型，供人们在入学时作为选择大学的参考标准[1]，其概念本身并不具有区分大学质量高低层次的含义与功能。而我国对研究性大学的理解更多的是与大学层次和规格联系在一起，存在概念如何界定与认识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高水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高质量高层次人才；二是实现国家重大科技目标；三是整体实力具有国际竞争力”[2](p.3)；研究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有充足的研究和开发经费；二是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应大体相当；三是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数量之比不低于1:2.5；四是要能够不断产出足够数量的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成果，或者说要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12](p.4)。这种理解指出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一些外在表征，但并没有揭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本质价值。从教育部提出的“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目标来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该是从研究型大学中区分出来的一个特定的层次，其内涵不仅包括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还包括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具有的区别于一般大学的核心价值。 组织目标和组织价值判断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当价值取向与目标不符时，组织的行为和组织的发展将偏离方向，从而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由于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目标所蕴涵的核心价值认识不清，使得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面对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的压力和诱惑，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价值取向“世俗化”倾向，大学核心价值正在被“异化”。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所说：“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3] 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世俗化”倾向 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人们的印象中不仅是大学类型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层次甚至是级别与地位的划分，是高校的等级和身份的象征，这与我国大学长期是政府控制下的稀缺资源、实行行政级别有深刻关系。我国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由政府提出并主导的，以短时间内政府高投入为主要特征。政府集中高投入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使大学获得发展动力，但也增加了大学对政府的依赖和政府对大学的控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获取了政府给予的物质资源优势的同时，面对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的压力与诱惑，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追求行政权力和地位。特别是在政治待遇亡，我国形成了副部级大学、厅局级大学、处级大学的区别。而一旦被政府承认或默认为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般都会升格为副部级大学，随之部门升格，人人升官。所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都热衷于行政级别的“升格”，过分看重行政权力、行政地位、物质利益等非学术因素，和大学超然的精神内核与独立的传统格格不入。 二是追求“政绩工程”。“政绩工程”本来是行政官员为凸显行政成绩在短时期集中建设的一些“给人看”的项目，大学是一种知识和文化长期积淀的场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绝非短时期内所能实现。而一旦被政府划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圈层，就会有大笔的资金投入，资金的用途主要是以购买设备和新建校舍等硬件为主。新地、新楼、新设备使大学看起来面貌一新，但教育质量、科研成果等实际产出与效益却不高。 三是优势的形成过度依赖政府对公共资源的照顾性分配。在每年高考招生上我国人为分成一、二、三等批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生源的选择上有政策赋予的优先权，而且由于财力和研究条件上的优势，对高水平人才的引进与吸引方面具有其他大学所不能抗衡的竞争力。在学术和科研上许多是由政府潜规则带来的垄断性优势，使其在资源分配、项目申报和成果评奖等方面具有特有的人际优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社会资源丰富，如国内最著名的几所大学的校友在各级政府和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多，而我国政府和机关掌握很大的公共资源分配权，因此在资源的分配上这些高校在国内高校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制定各种政策和舆论环境中的话语权和政治权均享受优势。 四是大学内部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普遍趋于行政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由于行政级别更高，如副部级，则学校内部的组织机构设置和行政人员的权利相应会更多更大。庞大的党政机构体系不断潜移默化地强化大学行政色彩，对人的评价尺度主要看党政职务而非大学本原的学术价值，大学内部人际交往的纽带主要是“人情”而非“学问”，如在学术上有所成绩的人很快就会被“提拔”为大学内各级组织的领导，似乎“官职”比“教授”更能体现其价值，而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往往又提拔属于自己圈内的同事、学生等。泛行政化还使得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眼光和心胸变短变窄，关注点多是大学自身的内部事务，对社会事务缺乏应有的敏感和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