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7)01-0030-04 中国有通识教育传统吗？这是通识教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并不少见，但观点却相当歧异。对不同观点的分析与梳理，是通识教育研究走向深入的题中要义。 一、正题：肯定的观点 认为中国有通识教育传统的学者不乏其人。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基本性格是人文精神，一切经典与价值活动可以说都是根源或环绕人文思想的，君子是人文精神的实际代表。[1]而人文精神则是一全幅的展现，是“为己之学”、“成人之学”，而非落于一技一艺，故君子必然是一通儒，而不是一专才，因一为专才，便无足观了，以至于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之说。这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君子不器”，《学记》中所说的“知类通达”。 国外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中国古典教育中的这一特性。例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指出，中国之教育，非为训练专才或激励英雄性格，而在养成娴于经典之文化人。文化人之基本性格在于：他不是一个工具，亦即他本身即是目的，而非手段。美国学者列文森(J.R.Levenson)说，儒家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价值观念是“反职业主义”，孔子教育乃一“反职业的经典主义”的代表。美国学者顾立雅(H.G.Greel)亦指出一个理想的儒者，必不是一专家。美国新人文主义学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则说，“中国古时以一种教育系统维系之”，“在真正人文训练中”，“凭修养之功，成为伟大之人格”，中国千万不可以忘记自己的文化，然后再研究西方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此两种文化皆主人文，不谋而合。美国马里兰前任副校长丹尼尔·法伦认为，“在东方，通识教育也有重大的相似发展”，“在宋代，通识教育从寺庙学校中浮现出来，理智活动的中心从宗教转移到学者身上。”[2]他认为，孔子非常清楚通识教育的价值，“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就是最好的预言。 近十多年来，在众多持肯定观点的中国学者中，杨东平、黄俊杰等可谓代表。杨东平先生是我国较早系统研究通识教育的学者，也是目前国内较有影响的教育专家。他在1989年出版的《通才教育论》中开辟“通才教育在中国”一章对中国古代的通识教育传统进行了阐发。他认为，中西方的古典教育在各个方面有许多显著的或微妙的差异，但是通才教育的精神却不谋而合、十分近似，“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孔子不仅开了平民教育之先河，而且开了通才教育之先河”，“在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的文化、‘通天人、合内外’的哲学以及富于整体性、模糊性的思维方式中，孕育了重视人格养成、强调知行合一、培养博学鸿儒的教育”。[3]他在书中还引用钱穆先生的“中国之教育，非人生中一事一业，乃教者学者在其全人生中交融为一之一种生命表现”[4]来论证中国古代有通识教育之传统。大陆学者中，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也对通识教育素有研究。她认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原本具有通识教育的精神和内容”，“从孔子主张培养‘仁人’或‘成人’，到儒家追求广博通达、博古通今的博学鸿儒、硕学闳才；从变法维新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引入西方大学的理念，提出培养中西贯通、智仁勇并存之人才，到教育家蔡元培提出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无一不闪烁着通识教育的思想光辉。”[5] 黄俊杰先生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当代重要的孟子研究专家，他的《孟学思想史论》（三卷）是迄今最为宏富的孟子学研究专著之一”[6]。自20世纪 80年代初期以来，他对台湾大学通识教育“做了很多实际和理念上的开拓和建树”[7]。他是台湾通识教育学会创会秘书长和第二、三届理事长，也是台湾通识教育研究最负盛名和最高产的学者之一，至今仍致力于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黄俊杰先生在其个人首部通识教育研究专著中，设专章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通识教育理念，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古代儒家心目中的教育，本质上就是今日所谓的‘通识教育’。”[8]他是这样定义通识教育的：“通识教育是建立人的主体性，并使人与他所处的客观世界达到互为主体性之教育。”[9]他认为，这种意义下的通识教育，其实就是当代中外教育界所谓的“全人教育”。正是从这个定义出发，他认为，通识教育是传统中国人文教育所崇尚的最高理想，古代儒家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位先秦儒家大师是通识教育理想主要的建构者，但先秦儒家通识教育的理念直到宋代以降的书院讲学中才获得较为全面的实践。 他还指出，中国传统通识教育至少对现代大学通识教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1、知识内容的贯通性；2、教学方法的师生互为主体性；3、校园文化的塑造。[10]除黄俊杰先生外，台湾还有不少学者持肯定观点，如高明士、王健文、林丽真、黄沛荣、何寄澎、张永俊、古清美、林正珍和林安梧等，他们都曾从事“传统中国教育与现代通识教育之研究”。 除大陆和台湾之外，香港学者中也有持肯定观点的，如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先生认为他所在的大学所奉行的教育哲学——“全人教育”，“其实也是古已有之，孔子的时候已经提倡。他说每个人都要学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11] 二、反题：否定的观点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就历史传统或遗传基因来看，通识教育之于中国古代教育无疑是先天阙如的，或“严格来说，在我国文化教育传统中，是缺少自由教育的根基的”[12]。在他们看来，通识教育虽是一个言人人殊的概念，但溯其历史渊源，当追至二千多年前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的教育” (Liberal Education)，与此相对应的是“机械的教育” (Mechanical Education)[13]。英国学者贝利(Charles Bailey)就认为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是相同的，他提出了“general liberal education”和“liberal general education”两个概念，并认为这两个概念和自由教育是一致的。“通识教育问题实质上是对自由和人文传统的继承……general与liberal在本义上是相联系的，它在于塑造自由人，它旨在使学生的理性获得自由。”[14]“自由教育之所以称为‘自由’，是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把人从无知、偏见和狭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5]。因此，尽管古典自由教育概念、变化中的自由教育概念以及当代通识教育概念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可是它们彼此之间也还是有着一脉相承的东西：自由、理性、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