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11-0024-08 一、研究问题 教育是社会资源占用量相对较少的利益阶层的子女实现社会地位跃升的重要工具。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则是这些弱势群体子女实现“鲤鱼跳龙门”的首选方式。郭丛斌和丁小浩曾对教育在跨越代际效应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过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增加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继而为其提供进入职业金字塔顶层的机会，从而促进社会正常有序的代际流动，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1] 教育促进社会流动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之间的公平分布。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严重不公平，既得强势利益集团的后代占有过多的教育机会，将会制约社会弱势群体子女向上流动，从而引发社会地位实现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的子女拥有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使得其可能拥有比父母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较低阶层的子女，因为无法接受足够的教育，所以无法获得等于或低于父母的社会地位。这种情况将使教育沦为扩大阶层鸿沟的工具，扼杀社会的正常流动，激化社会矛盾，最终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 有鉴于此，倡导教育机会公平，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在现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教育起点的公平对整个社会教育公平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没有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公平就很难真正实现。不同家庭出身人群教育机会分布的公平，将有助于保证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人获得相对公平的发展平台，实现教育机会公平，发挥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 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教育机会的相对比例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描述分析这类现象，而对造成这一差异缘由的实证分析则相对较少。事实上，对于造成这类差异的解释，可以通过探讨各类家庭背景组成因素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来实现。衡量家庭背景好坏的指标，包括家庭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父母所拥有的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四大社会资源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因此，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不应仅局限于分析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的简单分布状况，还应进一步从家庭所拥有的各类资本的角度，实证分析强势阶层子女缘何占有较多较好的教育机会，而弱势阶层子女为何只能拥有较少较差的教育机会。 在中国现有教育体制下，一般来说，只有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才有可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意味着中等教育机会的分布状况将会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公平。因此探讨教育机会公平，不应只局限于讨论高等教育的机会分布，也应关注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机会分布问题。另外，父母所拥有的各类资源对子女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哪一种资源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最大？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二、相关研究 教育公平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国内外许多学者曾利用各类数据实证分析各国的教育公平问题。James对澳大利亚1991-1997年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尽管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在过去的10年间有了较大规模的扩展，但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拥有优势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却明显增加，而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用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则有所减少，并且弱势群体的子女主要进入一些新建的较低层次的高等院校。[2] Clancy对1992年爱尔兰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较大的影响，占总人口不到21%的4个上层社会群体拥有38%的高等教育机会；而占总人口56%的 5个下层社会群体仅占有35%的高等教育机会。另外，他通过对比1992年、1986年和1980年的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发现1992年的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最为公平，究其原因在于爱尔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3] Teacherman利用美国1972年的一项高中调查数据，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高中教育状况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指出：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以及其在高中阶段的学业成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4] Lucas利用1980年美国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比美国20世纪 80年代前后家庭背景对高中学生毕业和进入大学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学费水平的提高和公共财政资助的减少，使得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有所加强。其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父亲的年收入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比对子女能否高中毕业的影响更大。[5] 余小波以长沙电力学院2000级新生为研究样本，通过计算城市和农村，干部、工人和农民子女录取分数线的差异，来对比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专业选择机会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最大的不均等体现在城市和农村，干部和工人的子女有一定的差异，但不及城市和农村突出。另外，城市和农村干部子女入读热门专业明显高于工人和农民子女。[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