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认证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高等教育界和政府都使用这项制度来促进和保证教育质量，保护公众利益。在认证中，可以反映出高等教育界对教育质量的期望，以及政府和社会对公众首要利益的认定和沟通结果。 认证建立在自我管理和同行评估的基础上，兼顾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两大领域，涉及到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人管理者，异常庞大和复杂。大多数的被认证机构都是认证组织的会员，这些私人认证组织与他们的会员通力合作，共同开发质量标准。同时，他们使用志愿者开展一种同行评议的程序，以此决定某个教育机构或项目是否符合标准，能否被正式认证，也可以通过这种自我评估（self-study）和同行评议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利用这种私人自我管理的机制来考察教育机构或项目是否应该得到联邦政府的经费拨款和资助。联邦政府制订教育质量标准，并且通过这些质量标准来评估民间认证组织承担的工作。自此以后，认证组织就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着“守门员”的重要角色，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只有通过认证，才能确定能否获取每年超过800亿美元的联邦及州的经费拨款和资助，社会捐助机构也依靠认证结果来决定申请人如何使用上亿美元的教学资助金。在过去的50年中，认证所体现出来的最主要的公众利益就是保护教育消费者、联邦和州的学生的经费拨款和资助免于被公然的欺诈和滥用。 作为适应高等教育环境变化的一种结果，认证渗入其中已经很多年了。高等教育院校发展的多样性、新的教学机制（如远程教学）的出现、公众和个人日益要求保障特定领域（如教育、商业和工程）的质量，这些因素导致认证组织的数量和类型增多，使得100多家具有不同教育质量标准和认证程序的认证组织开始出现。当然，这些教育质量标准和认证程序对政府和其他公众利益保护者来说还不完全具备可比性和透明性。 本文根据与认证行业及其支持者的讨论结果，对高等教育及高等教育认证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概述，并对美国怎样提高认证提出了一些建议。① 二、认证面临的主要挑战 新的高等教育环境对传统认证的基础提出了挑战，提出了认证是否必须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改变的问题。目前的认证体系至少面临五个方面的挑战： ●全球竞争力和质量（Global Competitiveness & Quality）。主要涉及到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否在不断提升。一个生机勃勃的高等教育体系对美国未来的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也能为学生和工人的经济富裕提供主要路径。在这种情势下，致力于满足最低的质量标准是不够的。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里，推动美国高等教育走向优异之路是必要的。这就迫切需要强化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尤其是要考虑到教育机构和公众在对质量（quality）和严谨（rigor）界定之间不断增长的压力。在推动高等教育超越最低或适当质量向优异质量转变的过程中，认证必定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机构或项目在他们各自的使命（mission）方面差异很多，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关于优异质量的界定应当根据被认证机构和项目的使命以及具有类似使命的同行的表现而不断拓展。 应当基于持续改进（continuous improvement）的指导原则进行努力，认证本身也要求被认证机构或项目展示持续性的绩效改进作为取得或保持认证资格的基础。在界定绩效优异和确保机构或项目持续改进方面，美国国家质量奖标准（又称之为Baldrige criteria②）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平台。 美国国家质量奖标准要求被评机构根据同行之中“最优秀者”的表现来界定“优异”。这将确保机构或项目在追求绩效优异的同时，不与具有不同使命的机构或项目进行比较。美国国家质量奖要求提供广泛和多样化的表明持续改进的证据报告以进行测量，这些都与挑选的同行机构有关。 ●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政府、消费者和普通公众对可说明性的需要持续增长，公众呼吁增加高等教育质量的透明性和提供有益于消费者的信息报告。认证可以通过改变认证标准、高度重视产出效益尤其是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担任一个重要角色。虽然在政府层面已有重大的努力，要求在机构和项目水平上体现可说明性的特点，但是分歧仍然存在。分歧明显存在于政府的可说明系统与私人认证之间，存在于不同的认证主体之间，存在于不同的州之间，存在于美国教育部和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之间。而且，“可说明性”是“使命或项目界定的”，它不一定要反映公众利益。作为一种结果，成效并不容易被介绍给公众，机构之间也缺乏可比较性，不能保证走向一种有“公众可说明性”的系统。认证在要求向公众报告信息方面必须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认证应该提供一种与主要利益人和普通公众有关的、具有一致性、可比较性的报告模版。这个模版必须既能满足对一致性可比较性信息的需求，又能满足尊重机构或项目使命的需求。 ●改变高等教育的结构（Changing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不断改变的高等教育结构和教学手段涵盖了新型的教育机构和对远程教学手段的利用，允许教育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运作，把握不断改变的价值观和方式方法的潜力。地理空间、学科、传递方式等方面的界限都模糊了。现在的学生们经常同时参加类型各异的教育机构，利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手段。这些新的现实要求寻找新的途径以简化相互之间的转化程序。 作为对机构和项目关注点的回应，认证程序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新环境的需要，而且对认证的新要求已经是太多太多了。认证体系所秉承的功能有时已经超越了它的领域和专业范围。关于当前体系中的同行评议和义务自愿行为，认证专家认为将会被“蔓延的法条主义”（creeping legalism）代替。 由于高等教育体系日益复杂，一个正在显现的“资质争议”（capacity issue）是，教育认证能否继续依靠同行评议和义务自愿行为？例如，义务自愿者可能不具备在教育效益或财政方面进行评估的必备的专业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