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3,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 （2006）04—0067—07 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重要组成，自1882年中国开始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至1950年，中国有14所教会大学[1]。这些教会大学曾被当年来华的传教士们认为是他们或坦白地说是西方的事业，使用的名称也是missionary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到后期才改为Christian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然而历史却证明它们是中国近代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精神生态的存在、变化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生态结构 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生态有一个自始至终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框架。教会大学在中国得以建立的前提是中国主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下受到损伤。由于教会学校本身借助于侵略者的军事、政治、经济优势，并与侵略活动相互推动，且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国原有教育完整结构的破坏，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犯。因此大量史料说明，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是一种以宗教（基督教）精神为主导，浸染着侵略者物质与精神占有欲，渗透着中华民族情的复杂、特殊的精神存在。 （一）西方的精神与物质需求启动中国教会大学 19世纪下半叶，教会大学在中国产生。它们与一般大学的产生与存在有着性质的不同，“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传教士，特别是近代早期入华的传教士来说，他们之所以从事教育，既不是由于教会愿意对发展中国教育承担专门职责，也不是传教士对从事教育活动怀有特殊兴趣，而是为了争取教徒，完成传教使命；是为了征服中国，使西方可以自由地扩展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2]4 简言之，西方而非中国的精神欲望和物质利益是中国教会大学产生的初始动力与存在和维持的基础。 这一基础决定了中国教会大学的旨趣。早在这类大学还未在中国建立之前，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设计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即将办学定位于“耶稣基督对世界的统治，知识不过是方式，并非目的”[2]12。传教士们作为西方精神生活的代表，他们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心理感受及人格形成的方式作为全面推动学校工作的精神动力和支点。不仅“最初教会学校的创建，主要是由于传教的需要”[2]10，把教育作为传教的从属， 而且在整个教会学校存在期间，一切教育教学和管理方面的变化都始终以如何更好地达到传教效果，更好地实现西方人的利益作为发起与终归。 这一基础决定着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内部的精神生态结构，基督教高于一切，是唯一正确的，是绝对的真理，其他非基督教的精神存在都被视为异端；西方人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中国人的利益；西方的文化知识当然地比中国文化知识受到重视，西学优于中学；盎格鲁族无可置疑地优于中华民族。 上述精神生态结构的深层或背后，存在着西方人贪婪的物质利益驱动。纵使在西方的物质精神之间，中国的教会大学中也并非总是将精神作为目的，而是两者互为工具、互为目的。他们所宣扬的基督精神常常变为西方人获取物质利益的护道符或遮羞布，所以被有见识的中国人称为“精神鸦片”，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动力在于西方的精神与物质需求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判断。这一判断并非要忽视教会大学精神对中国大学精神自主重建所产生的客观上的积极影响。 （二）基督教顽固的精神统治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自产生直至消亡，传教士们千方百计想维护基督教在学校中的精神统治，使得基督教在学校中始终发挥精神主导作用。传教士们认为教会学校中“宗教影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了它，就有了希望取得大成果；没有它，学校至少是废物，因此学校的负责人应该不遗余力，促成宗教影响的优势，对此不容许横加干涉”[3]。 上述原则在各教会学校都得到贯彻，它是“登州学校持续25年实践的源泉”[2]56，该校存续期内各方面都有所变化， 却未改变学校“在强大的宗教影响下施教”这一基本原则。卜舫济更认为，“有效的教育事工必须作为有效的教会事工的基础”，“上帝使学校成为教会影响中国最有效的手段”[1]17。郭斐蔚主教认为，“毋庸置疑，任何不是首先同情学校基督教目的，即学校为此而创建并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维持的本校目的之人，都明显站错了位置”[1]51—52。20世纪20年代初，巴顿调查团的成员在亲身感受到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和迅速发展的新式学校给教会学校带来的挑战后，提出了中国教会学校改革的三项目标：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其核心目标仍在维护基督精神统治。 经过非宗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荡涤， 基督教仍维持在学校中的精神统治。1928年中华圣公会在其年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在规定宗教自由的同时，允许教会学校可以在家长的同意下让学生参加宗教活动， 其他教派也提出类似的要求。1929年更有15个教派团体以大批教会学校将关闭为要挟联名向教育部提出开设宗教课的要求[2]116。传教士们坚持用传统的圣经教学，用宗教仪式等方式保持学校的宗教特点，更多的人则主张通过学校一切教学管理人员所体现的基督精神来保持学生的基督教特点[2]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