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6）04—0023—07 晚清以来，废科举、兴学堂，中国现代大学得以形成和发展。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有类似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大学、国子监、书院），但并未有现代意义上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大学。故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学习、借鉴、模仿西方大学的结果。但是，中国现代大学并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大学，而是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式中国大学教育。 近代大学的校长和教育家，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胡适、潘光旦等，认识到中国教育传统不能挽救中国教育，不可能引导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因为中国教育传统并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中国教育传统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已渗透到教育的灵魂中，并且有其固有的长处，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现代大学发展，故完全切断这个传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 一、继承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是近代大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中国近代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诚如梅贻琦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① 中国近代教育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与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并无本质的联系与历史的继续。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最早是公元前124年即汉武帝元朔五年设立的太学，后在隋以后改为国子监，实为古代最高官方学府。宋代以后兴起的书院也类似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强调自由研讨、教与学相结合、不同学派相互交流等。蔡元培指出：“吾国历史上本有一种大学，通称太学，最早谓之上痒，谓之辟雍，最后谓之国子监。其用意与今之大学相类；有学生、有教官、有学科、有积分之法、有入学资格、有学位，其组织颇似今之大学。然最近时期，所谓国子监者，早已有名无实。故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②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延续和发展，但大学的精神却与中国古代教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学理念、人才培养、学校管理等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我国近代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也深刻认识到传统教育精神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运用这种精神塑造大学。他们一直探讨如何将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时，便强调应把传统的孔墨精神与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教育、美之服务社会结合起来，方才是理想中的大学教育。梅贻琦的《大学一解》就是用中国传统精神诠释现代大学之内涵，认同《大学》开篇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总体而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体制较为成功，继承和弘扬传统教育精神则明显不足。 二、大学要“取为天下先”、“以天下为己任” 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一以贯之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精神。从春秋战国时的“士不可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汉代太学的学生运动到宋代的太学生上书，直至明代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代教育都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种精神和情怀使得中国大学不同于西方的“象牙塔”。特别是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国衰民弱之际，导致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径。蔡元培提出“学术独立”，但也强调学术报国。他直言：“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他将学生“精研学理”等一切长进都归到“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做最有价值的贡献”这样一个目的上。③ 马寅初在北京大学29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北京大学之精神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并即吾人之使命也”。④ 我国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息息相关。历史上北京大学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前就有所体现。所谓太学传统，主要是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1903年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表示要象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局势无疑强化了对大学和大学生社会责任的需求，这与儒家知识分子“士”的理想相当吻合。当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种人才需要具备五种基本条件：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清醒而富有理性的精神；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品质；明辨是非，而不恂厉害的气概；健全的体格。⑤ 竺可桢为学校确定了求是和牺牲的精神，认为“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⑥ 提倡浙大学生尤应刻苦砥砺，不要辜负大学神圣的使命。在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学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他号召全体毕业生要以天下为己任，“每个人也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望各位就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运动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应该去做”。⑦ 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指出南开是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而设立的，其目的是“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阐述了“允公允能”的办学方针，惟“公”故能化私、化教，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的“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⑧ 作为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特别强调大学为国家服务的功能。1929年，他提出一所国立大学的存在应尽两种义务：“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有所贡献；能够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1941年，他提出目前中国的大学应该有三种任务：“第一是要为国家民族培养继起人才；第二，要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第三，要能把握住时代精神和需要”。⑨ 在1932年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罗家伦提出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其具体含义“第一，大学必须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第二，必须使各部分文化在这个共同意识之下，成为相互协调的……精神一贯、步骤整齐，以趋于民族文化之建立的共同目标”。“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