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07-0093-10 组织理论发展到20世纪50、60年代进入第一个黄金时代，并诞生了两大学派：哥伦比亚学派与卡内基—梅隆学派。[1] 当时，美国许多研究高校组织管理的学者开始借鉴最新的组织研究成果，结合美国高校管理的实际经验，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用以解释和分析高校组织现象，为提升高校管理水平作理论上的铺垫①。美国高校组织管理学家马文·彼得森于1974年撰文指出，自从理论模型在这个领域中得到有限运用之后，高校组织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三种组织模型最为显要且更符合传统范式：科层模型、学院模型与政治模型。这些模型都是从组织内部分析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2] 鲍德里奇还对当时流行的三种模型进行了比较，凸显出三种模型的主要特征。[3] 虽然后来随着组织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模糊模型、文化模型和开放系统模型，愈来愈倾向于组织与环境间关系的阐发，但前三种组织模型依然保持着不衰的魅力，在阐释高校组织特征方面始终有效。 其中，学院模型曾被认为是大学组织决策的理想模型，它反映了基于组织利益且必须进行参与式合作与管理的要求。其基本观点是：大学是学者共同体，组织结构呈扁平型且高度紧密，强调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进行组织整合，其理论基础为专业主义思潮并受当时人际关系学派的影响，决策上强调意见分享，集体参与，在领导策略上重视领导者的谦谦君子之风，善于协调不同意见，达成一致。[4]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社区(academic community)、共同掌权(collegiality)、共同治理(shared governance)成为高校组织理论中的常用词汇。[5]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对于学院模型的批评之声四起，使研究者不得不正视其固有的缺陷，试图综合多种管理模型的优点，应对大学管理新的形势。本文试图对美国高校组织理论中的学院模型予以系统的梳理，对其核心思想与代表人物予以解析。 一、学院模型出现的理论背景和社会背景 1.对科层制的质疑和批判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高校组织模型是科层模型。科层模型在解释现代规模庞大的高校管理和组织构架方面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实施科层管理，实现组织的制度化，几乎是现代大学的必由之路。曾几何时，以韦伯为代表的科层制构想几乎一统理性组织理论的所有阶段。科层制意味着理性和效率，意味着权力和等级，意味着通过规章制度实现非人格化的管理。1946年，韦伯的科层制理论首次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其后，一批擅长实证的学者在不同的领域展开对科层制的研究，成果甚丰。直到1956年，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共同发表《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对科层制还持正面的积极评价。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科层制的弊端，如法国社会学家克罗泽对科层制持批判态度。尤其当默顿提出科层制“反功能”的思想后，对科层制的批判更是层出不穷。甚至有一些学者预言科层制在20世纪必将灭亡。[6] 组织理论界对于科层制的质疑与批判，也引起高校组织理论家的共鸣②。如美国公共管理专家约翰·米利特认为，来自商业与公共机构的管理经验并不适用于大学与学院，大学和学院是在团体权力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而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等级制度。完全用科层制来指导或理解大学的管理是对“高等教育机构性质的完全误解”。[7] 米利特出于独立研究大学组织特性的雄心，著成《学术共同体》。这本书清晰地区分了大学与公司在组织文化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差异，探索了把科层制和大学共议原则相结合，从而把教师、学生、管理者、校友的力量组成一个和谐整体的可能性。多元参与、权力共享的模式是高校管理和学者共同体的明显特征。[8] 无疑，以米利特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模型也是一种理想类型和规范性理论，意在为高校管理理论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2.“专业主义”思潮的出现 学院模型的出现还与当时美国学术界盛行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思潮相关。学术职业不同于其他普通职业，如米利特所言，除非一个人沉浸于精神世界，具有强烈的保存、传播和发展知识的意愿，否则他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生涯的。学术职业要求学者对理智的力量具有忠贞不渝的信仰。虽然大学教师在职业生涯中也会被划分为一定的等级，但没有哪个职业会像学术职业那样把如此之大的权力赋予教师，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而且，通过教师组成的委员会(Collegium)进行自我管理将是最好的大学管理方式。大学教师是不同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士。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大学教师更忠诚于其专业领域，而不是他所在的学校。学术职业强调专业化的根本特性强化了学者的专业归属意识而非其学校或社区身份。[9] 鲍德里奇认为，大学组织目标具有模糊性与抽象性。为了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雇用专业技术人员，从而产生“专业主义”思潮。它包含如下特征：(1)专业人员在工作中需要自治权，为获得其所在学科特殊的知识与技能，必须从被监督与被管理中摆脱出来，享有充分的自由。(2)专业人员对专业的忠诚存在分化的倾向。他们忠诚于他们所属的学科以及同行，是典型的普世主义者。(3)在一个组织中，专业价值观念与科层制规范之间存在张力，这常常会加剧专业人员与组织管理者之间的矛盾。(4)评价专业人员业绩的主要方式是同行评议。专业人员认为只有学术同行才有资格评价他们，从而拒绝其他方式与人士的评价，甚至不买那些在组织内部身居高位的管理者的账。[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