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家对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布迪厄，1997；司考特，1996；薛与曹，2005)。他们认为父母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教育被其子女所继承。教育具有双重属性，既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的符号，又充当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工具。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影响社会机会和资源的分配。特权阶层利用他们继承和挣得的资本与特权，在获取教育机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相反，工农阶层在获取教育机会，参与教育过程和享有教育成果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对许多社会的研究显示出社会阶层与大学教育之间的相关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教育机构的经费、招生与分配政策。如果政府提供教育资助则有助于缩小阶层之间的受教育差异，而向受教育者或其家庭收费，特别是高额收费会维持甚至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依据各种途径，进入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毕业后进入不同的职业并取得不同的收入。在有些时候，教育反映并加剧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如私立精英教育，要求学生成绩优异的同时，还要求家庭能够支付高额学费。布迪厄(Bourdieu,1997)用资本理论来解释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均衡分配。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一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之内，而且更严重地存在于跨境高等教育之中，因为境外高等教育通常收费更高，需要付出更高的直接机会成本。 内地正在经历私有化与市场化的社会转型。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再生产过程发生了转变。高等教育，包括境外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中起着无法低估的作用。本文考察学生的社经地位(父母的职业与教育程度)，家庭的资本是否影响学生获得跨境高等教育。同时分析奖学金和自费如何成为影响内地学生进入港澳高等教育的不同机制。四所高校的问卷显示，自费的学生主要来自富裕家庭，包括干部、商人与专业人员。而奖学金学生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工农阶层的子女在奖学金学生中的比例明显高于其在自费学生中的比例。 文化资本与位置竞争 资本理论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有助于解释资源为何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配不均，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如何在同代和代际之间进行转换与传递。布迪厄认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1997，第47页)。经济资本可以在当下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够转化成经济资本，这一转换过程是以专业资格或教育证书的形式制度化的。社会资本由社会联系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制度化的。父母的资本，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传递给后代或被子女所继承。 本文还涉及第四种形式的资本，即政治或组织资本。组织资本也可称为权力资本，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执政党组织系统而拥有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陆学艺，2004，第2页)。这种资本依靠在政府机构获得的政治职位而享有，由党政干部、政府官员、中高层公务员所掌握。这种形式的资本在中国社会中起着与布迪厄所界定的其他三种形式的资本同样重要的作用。这四种形式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决定社会的分层与流动。各种资本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同时能够在代际间被继承或传递。例如，父母的经济资本，可以通过投资于子女的私立高等教育，转换为子女的文化资本。父母的政治资本，可以为子女谋职提供机会。 伯肯思(Parkins,1979，第47页)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以两种途径维护他们的阶级地位，一是私有产权，二是专业资格和教育证书”。科雷(Corley)进一步认为，这两种途径并非互不相干，因为父母可以用他们的财富来资助子女获取教育和专业资格，从而以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巩固他们的阶级地位(2001，第68页)。 证书、位置商品与地位竞争 理论学家，如科林斯(Collins,1979)提出地位竞争理论。他认为，教育类似于一种文化货币，它让持有者能够购买一定的职业和社会地位。马经生(Marginson,2004)与赫尔思齐(Hirsch,1976)把高等教育证书确认为“位置商品”，它能决定社会地位，学生即“位置商品”的消费者，他们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互相竞争，努力进入最理想的大学，以获得具有一定优势的“位置商品”。 以马经生为代表的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理论学家认为，学生作为教育的消费者，其所追求的是不同形式和不同种类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和地位价值。如果国内市场上学生通过“位置竞争”获得的机会受到局限，跨国或国际市场的高等教育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即使在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充足的日本，仍然存在对作为位置商品的境外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追求的是境外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和地位价值。 文化传统，社会流动与高等教育需求 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价值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强调社会等级与秩序，社会个体和群体生活于一个科层结构的社会网络之中。每一个体根据其先天的家庭地位和后天的努力与能力，成为社会网络中一个可以移动的节点。社会等级观念和家庭与单位集体荣誉感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中国的家庭一贯重视子女的教育，有时父母甚至不考虑子女的意愿和能力，强行让他们考重点大学，以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有些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在封建社会，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学而优则仕”，被统治者纳入官僚系统。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同样可以让个体获取职业和经济上的保障，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