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10-0049-05 高等教育投入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而高等教育经济学是一门教育学与经济学交叉而形成的边缘学科，其学科性质尚且存在争议，因而对于其学科领域内的相关概念的界定，如高等教育产出为何等依旧处于模糊状态。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教育观念认为高等教育不以盈利为目的，对其只讲投入，不讲产出，不重视投资收益问题，使本已问题重重的高校成本的“资金饥渴症”变得“雪上加霜”。同时，当前对于高等教育投入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准公共产品的理论基础上，并多停留于理论阐述，未能有效缓解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不足、资源有限、分配不均的实践窘况。因而本文关于高等教育投入研究缺陷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高等教育投入研究的两个视角 教育学和经济学都将高等教育投入定义为整个社会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从事相关活动的人力和物力总和的货币表现形式。不同的是，从教育学视角出发研究高教投入问题，目的偏重于实现教育公平。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研究高教投入问题，目的则偏重于实现投入最小化，产出最大化，从而提高投入效益。两者都借助了人力资本理论进行研究。王培根在《高等教育经济学》中将教育投入等同于教育投资。[1]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生产性投资，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经济效益，在各种人力投资形式中，教育投资最有价值，并可借此最终促进社会的平等。然而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解较简单化，未能认识到其负面效应的存在，从而阻碍了高等教育投入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我国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尝试通过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教育中的问题，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科斯、道格拉斯·诺思等，核心是产权理论。我国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有的学者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创新乏力的根源；有的学者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张铁明曾在《教育产业论》一书中对教育产权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在我国可以说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不能效仿欧美国家完全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私立大学为高等教育的主体。 二、高等教育投入研究的基本理论 当前研究高等教育投入的各种文章或专著均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将高等教育定义为具有巨大正外部性和消费竞争性及明显排他性和拥有公共产品特征的准公共产品，根据“谁获益，谁付费”的原则，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同时在高等教育的提供即投入中发挥作用。如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不具有竞争性，经费由政府财政提供，因此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高等教育受招生名额的限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属于准公共产品，不应由政府完全承担。[2] 中国教育事业要发展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包括钱财的支持。[3] 根据高等教育产品的特征，结合人力资本理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要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获益更多。另外，一国受高等教育的人越多，其国民素质就越高，综合国力就会上升。因而按照成本收益理论，只有收益各方按比例分担各自的成本，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4] 凡此种种，都成为高等教育投入划分为政府、社会、个人三方面的依据所在，同时也成为了高等教育个人收费标准再三提高的“托词”。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社会、个人三方各自从高等教育中获益多少。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综合收益主要包括经济收入的增多、社会地位的改变、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多，以及在就业中的优势、生活质量的提高、抓住机会的能力等。心理收益则主要包括获得的尊重、确定性和安全感、在人际互动中的有利地位、自我实现等。但同高等教育的产出一样，这些收益是抽象的、长远的概念，难以在一个时间段上作出精确的估量，因而无法准确界定三方的收益比例，以至无法计量各自应分担的成本。 在我国，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属性的界定是伴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应运而生的，对此教育部的态度是鲜明的，即大张旗鼓地反对“教育产业化”。诚然教育部的确没有提“教育产业化”这个口号，但事实却是教育产业化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对“教育产业化”问题的研究、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地予以实践则是在1999年前后。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并提出加快教育发展，认为加快发展“既可以减缓升学压力，为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环境，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和投资，拉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减轻就业压力”，这一论述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解读为允许“教育产业化”。一时间，教育系统乱象丛生：普通高校盲目扩招和无序招生，大中专院校乱收费、高收费等问题，都打着“教育产业化”的旗号纷纷出笼。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教育经费始终达不到占GDP的4％的根源在于“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2006年6月12日发表“若干教育问题的思考”的演讲中表示，中国绝对不能按市场经济办教育，“发展教育只能靠政府，政府就得花钱”，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教育投入跟不上的原因，一是国家整体财力还很弱，二是中国公共财政制度尚未建立。高等教育属性不清，成为困扰高等教育投入研究的前因，与此同时，当下仍有很多学者将高等教育等同于一般商品和产业进行研究，忽略了高等教育投入最优并非必然带来效益最大的特殊性，着实是教育产业化思想根深蒂固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