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生成 傅才武（《文艺研究》，2007.6.72~81） 文化娱乐业从来都不是与政治无涉的纯粹的大众文化消费品。从汉口的情况看，不论是戏曲艺人还是评书、善书艺人，都无不自诩为“大众教育者”。中国的艺人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影响着近现代都市公共舆论空间的导向。中国近现代公共文化娱乐场所介于“公”与“私”之间，剧院、茶馆的经营活动使它具有商品经济活动的“私人”特点，但公共娱乐场所中的私人聚集又使它具有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没有合适的公共设施支持，陌生人就难以聚集，私人个体就无法实现向“公共性”的转变。在近现代都市，戏院、茶楼、影院等公共场所的出现，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可能。由于“私人性”的存在，公共权力无法完全控制这一领域；由于“公共性”的存在，纯粹的私人力量又无法完全影响这一领域。因此，在这一领域不存在绝对权威。权威的相对薄弱刺激了各种势力的渗透欲望。政治集团、帮会势力在公共文化娱乐领域来来往往，也成为伴随中国近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特有情景。 消费现代性：老上海广告与三十年代摩登梦 孙绍宜（《上海文化》，2007.1.40~62） 晚清以降、特别是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以来，上海在生活方式上引领了以时装、影剧院、百货商场、娱乐场所和各种奇巧物象为主导的“消费革命”。正是这一“革命”使大量人群从“理性的以需要为基础的动物”转型为受“欲望”驱使进行购买和拥有活动的“消费者”，为现代广告的诞生和拓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正如文学和电影表述一样，广告图符也构成了诠释或想象上海都市不可或却的一部分。但和文学、电影所不同的是，广告叙说所允诺的乃是一片无尽的都市乐土，任何欲望和欢愉都可以通过商品消费在这座城市实现。作为商品符号的广告不仅向消费者传输着关于层出不穷的品牌和产品的信息，而且也是社会文化转型和大众观念塑造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进一步而言，老上海广告在推展消费主义的同时，也参与了关于性别、空间、 、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的想象。 早期中国画报的表征及其意义 徐沛/周丹（《文艺研究》，2007.6.82~91） 普通中国人在19世纪末才有机会看见外面的世界，其主要渠道就是早期的中国画报。画报在摄影技术介入后呈现出它的现代意义。摄影本身所代表的机械复制、批量生产的图像生产方式，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能够看见世界的物质基础，大量西方照片的不断复制不仅从实用层面为中国传统的石印画报技术提供了素材，还完成了图像对图像所指的替代。这也是照片在提供观看内容的同时对中国现代视觉文化产生的本质性影响。摄影所形成的单一视点、线性透视的图像观看方式与图像性质的转变，让中国传统石印画报发生了变化，不仅图像自身（内容、形式）发生了变化，图像所代表的观看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任何人造图像（例如绘画、摄影等）都是某种观看行为的反映与结果。画报所体现出的观看希望恰恰呈现一种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贯穿清末民初整个阶段，从中折射出中国人对西方思想不断转变的态度和逐渐深入了解的过程。 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关系的表述 高丙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49~55） 中国从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就引出在一个日历里有两个新年庆典的问题。新的公历元旦与废弃的夏历元旦（春节）一直处于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官方与民间的文化纠葛中。在学术表述中，元旦和春节总是被看作分开的甚至对立、冲突的两个节日。从过渡礼仪的理论来看，从人们的生活经验来看，不管多少仪式，“过年”应该只是一个过渡礼仪。元旦和春节所代表的一系列新年庆典的仪式空间已经作为同一个过年的过渡礼仪，成为整个共同体的公共文化。把元旦和春节合并看待的思想方式对于我们尝试以新的眼光反思近代以来我们的折耗历程，前瞻今后的公共文化建设，可能更有意思。元旦与春节的关系在近百年里从原初的替代转变为今天的互补，从各自独立的两个节庆转化为一个过渡礼仪的完整结构的两个部分，这种演变的再结构化，需要我们在建构对它们的有效表述的时候采用新的分类范畴。当我们这样把“二”再结构化为“一”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平静地看待我们身处其中的那种发展中国家的多元文化现实，有时候甚至可以超越一些争论了百年仍然无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