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07）05-0031-07 没人知道新媒体艺术确切的问世日期，一般认为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算来也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可是在文化艺术的家族中，它仍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婴儿”。关于新媒体艺术的文化身份，我们已知道它的母亲是“艺术”，而它的父亲是“技术”，确切地说是以多媒体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支撑的新媒体技术，但关于“身份”的说法仍然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这种认识上的模糊不仅妨碍了新媒体艺术创作的健康发展，因为这一健康发展是要以清晰正确的自我身份确认为前提的；而且更妨碍了新媒体艺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因为如果文化身份不确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失去了基本的定位坐标，学术对话也就失去了共同的语境。所以，关于新媒体艺术文化身份的研究已经成了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重要课题。 一、与生俱来的“原罪” 我们所说的新媒体艺术，作为理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泛艺术层面的含义，即是指新媒体节目（title）中一切具有艺术性（审美性）的东西。第二，广义层面上的含义，即是指新媒体上负载的一切艺术类节目，主要是指以数字方式复制的传统（即不是在数字化环境下创作的）艺术作品。第三，狭义层面上的含义，即是指以数字多媒体及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在创作、承载、传播接受与批评等艺术行为方式上全面出新，进而在艺术审美的感觉、体验和思维等方面产生深刻变革的新型艺术形态。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狭义层面上的新媒体艺术。我们之所以这样定义新媒体艺术，是要凸显其与传统艺术既相互衔接又相互区别的基本特征：首先，新媒体艺术是以数字多媒体及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基于此种技术的科学模拟、多媒融合、实时互动、平等共享等诸多功能尽可以用来为艺术审美创作服务；其次，新媒体艺术在创作、承载、传播、接受与批评等艺术行为方式上全面出新，这种出新从艺术信息的数字化存储与复制开始，进而引发了艺术活动整体的“链式反应”，艺术活动已经可以全面依托于数字化的新媒体平台，活动形态本身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例如，“创作-传播-欣赏-批评”不再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历时性过程，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界线也不再泾渭分明等等）；再次，艺术活动形态的变化进而在艺术审美的感觉、体验和思维等方面引发了深刻的变革，形成新的审美机制；最后，新媒体艺术作为新型艺术形态，其艺术理念、审美理想乃至评价体系都会发生相应的嬗变。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本雅明首先将艺术复制的历史概括区分为手工复制和机械复制两个阶段，在对比分析了机械复制的阶段不同于手工复制特征的基础上，以艺术复制方式的变革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艺术审美的变化。在本雅明看来，机械复制对艺术审美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艺术“灵韵”的凋谢、美的艺术向后审美艺术的转变、膜拜价值向展示价值的转换、凝神专注式的接受转向消遣式的接受。 阿多诺是德国著名哲学家、音乐理论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阿多诺亲身经历了大众文化的兴起，流行音乐和大众传媒成为阿多诺的思考对象，他提出的具有强烈针砭意味的“文化工业”概念已经成为了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中的一个经典概念。1941年，阿多诺在助手的协助下发表论文《论流行音乐》。文中提出三个著名观点：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特征；流行音乐刺激的是被动消费；流行音乐是社会的黏合剂。 法国著名学者鲍德里亚在本雅明论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描绘了当代文化发展的危险图景，正是数字化的大批量的艺术复制，使得后现代的影像生产已经彻底摆脱了原作的束缚，从而导致影像生产不再与现实紧密相连，而仅仅是影像自身的不断复制和模拟。人们往往只惊叹于数字复制所带来的视觉或听觉的刺激，而根本无暇对艺术做出深入的思考。具有充分膜拜价值并让人凝神静气欣赏的艺术往往被快餐文化和一次性艺术所取代，大众化、通俗化和平面化的艺术审美趣味正愈演愈烈地四处蔓延。 杰姆逊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成绩卓著的研究者，他把“复制”问题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来看待。在北大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认为，后现代社会是由平面化、无深度感统治一切的。后现代社会的无深度主要表现在四种“深度模式”的消失。这四种模式的消失，说明后现代主义文化已完全脱离和背叛了黑格尔、弗洛伊德、存在主义和符号学确立的关于区分本质与现象、明显与隐含（意识潜意识）、确实性与非确实性、所指与能指的思维模式，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文化历史意识正在消失，历史传统行将断裂。 这么多重量级理论家众口一词的否定性评价，不知道这是新媒体艺术的荣幸还是悲哀。最可悲的是新媒体艺术“摊上”（而不是“犯下”）的是与生俱来的“原罪”，而且看来无可救赎。 但是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上述四位理论家中的本雅明和阿多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新媒体艺术，鲍德里亚的研究著作分析对象集中于广播电视，而杰姆逊尽管生活于计算机网络时代，尽管有研究者坚称：杰姆逊所考察的“复制”决不是本雅明曾在30年代关注的机械时代的复制，而是数码复制时代的“复制”，他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数码复制所可能面临的“深渊”，在北大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他对此问题展开了具体的论述。然而，就是这篇96页的文章，作者只在不到一页的篇幅中提及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并把它形容为“对社会整体问题的一个更深刻、更富喻义的误读和夸张”[1]（P488），所有具体分析的作品没有一件取自新媒体艺术。对此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这些理论家或他们的引用者认定：新媒体艺术所应用的数字复制与本雅明当年论述的机械复制大同小异，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