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始于欧洲，至今已推进了两百多年。尽管时间不算长，却比有史以来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影响都要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影响无论在范围还是在深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加速与不可阻挡的态势，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总体上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的结构与形态。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在深刻改变现实世界的同时，自身在形式上也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按照一般的看法，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模式，表层现象是农业人口向城镇、中小城市与大都市的迁移，而深层内涵则是社会结构、经济与技术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都市自身未能得到充分发育，因而与一般城市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差异并不明显。在传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人口、资源向都市、城市及城镇的流动相对比较均衡，这也是今天学界对“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不加区分的根源。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国际化大都市”为首位城市，由若干布局合理、功能互补并在资源、产业、信息等方面符合系统论原理的“世界级都市群”的出现，不仅直接改变了人口、资源流动相对均衡的传统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使城市化自身在模式与形态上出现了重要的新特点。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中心的世界级都市群，借助优越的地理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服务体系，迅速打破了人口流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模式，使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以及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迅速地实现了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集中。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即都市化进程。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城镇化、城市化等传统模式完全消失，但无可置疑的是，其他两种城市化模式在都市化进程中正在变得黯然失色。在都市化进程中，作为核心的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本文试图就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索。 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 正如人们将现代都市比喻为一口“煮开了的大锅”一样，它不仅表面上五光十色、异彩纷呈，在内部也充满了高度的差异性与异质性。但无论它在内容上如何繁多、在机理上如何复杂，也仍然是有章可循、有理可察的。对都市概念从历史与逻辑、传统与当代等角度进行有效的分析与梳理，可以为我们正确认识、客观研究都市及其文化模式提供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都市的内涵可从历史与逻辑两方面加以理解与阐释。 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看，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如中国两汉赋家写到的“两都”、“京都”、“蜀都”等古代城市，如斯宾格勒讲到的“在每一文化中”存在的“首邑城市”① 类型。对人类城市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的“五阶段论”最值得重视。根据他的研究，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生态城市”（Ecopolif）。这个阶段的关键性要素有：“植物和动物开始驯化”、“出现了第一批永久性居住的村庄”、“村庄是最大的社会组织形式”、“每个村庄的人口很少，同村庄以外的人交往十分微弱”等。实际上，与其说这是城市，毋宁说是今天人们习惯的“村庄”。这表明城市的历史正是从“村庄”这种“原始群聚”中开始的。在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着“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出于防卫等现实需要，“两个或更多的村庄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村庄”，原来的“生态城市”过渡到“城市”（Polis）阶段。它的主要标志是出现了“宗教”、“劳动的分工和专业的分工”、“机械的采用和技术的改进”以及有了从事“艺术、写作、阅读活动”的“空闲时间”。这与摩尔根、恩格斯讲的以铁制工具、文字发明与使用、复杂的礼仪中心为标志的“文明时代”，② 在基本结构与要素上是相一致的。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大城市”（Metropolis），“大城市”的特点可从三方面来认识：首先，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角度看，城市之间的生存竞争使“一个城市逐渐统治了其他城市的地盘”；其次，城市规模的扩大直接改造了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具体说来，一是出现了“更大的专业化、更复杂的劳动分工”，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农业让位于工业”，三是城镇和地区之间交流的扩大与频繁，四是文化成为推动“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的重要力量；再次，是生活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自身的再生产，大城市的出现破坏了古代人“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老子》第十九章）的平静心灵及“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天道》）的朴素生活方式，并在人的主体世界中“形成了一种扩张意识”，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主体条件之上。第四个阶段与第五个阶段分别是“特大城市”（Megalopolis）与“暴君城”（Tyrannopolis），这两个概念的出现，既与城市社会对人自身异化程度的加深相联系，也与芒福德本人对城市文明的价值判断尺度有关。在芒福德看来，“特大城市”与“暴君城”是城市停止发展、走向衰竭的产物，前者的特点一是空间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们居住与生活，二是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中被彻底扭曲与异化。后者是“特大城市”的升级版本，“社会解体”、“道德上冷漠无情”、“政治上不负责任”、“人格被贬低”等城市社会学家经常讲的“城市危机”，构成了“暴君城”最突出的社会生活特征。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