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7）04-0140-05 雅斯贝斯说，在公元前800-200年的精神过程中，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些极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1]（P8）他因此把这一时期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从此以后，人类有了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时代”的概念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种视野对推动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得益于雅氏的这一学术视野，国内学术界在有关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和前轴心时代的研究方面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的主要努力表现在：理清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出现或起源的；如何说明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的文化转折，换句话说，这种转折的根源与动力是什么。 在诸多的研究成果中，陈来先生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研究一种思想的起源，首要的是关注此种思想体系的诸元素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提出，如何获得发展，这些元素如何经由文化的历史演进而演化，以及此种思想的气质与取向与文化传统的关联。”[2]（P15）由此出发，他在系统地考察三代文化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孔子时代已经有儒家思想了。同时，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2]（P16）那么，殷周之际这种文化变革的动因何在呢？陈来教授对殷周时期的宗教天命观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之后说：“天命观的从无常到有常的发展，可以适应于描述殷周天命观念的变化，但就殷周天命观念转变的原因和性质来说，并不是观念面对自然过程取得的知性进步，而是社会历史变化影响下造成的观念变化和升华出来的价值理想。”[2]（P193）这种说法乍看起来很有些玄奥，不过还好接下来有更明确的阐述。因为“从宗教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殷之思想发展为周人的思想，不仅在于周人更聪明地知道怎样运用、构造一种上层建筑以维护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而更在于自然宗教必然要向更高的宗教阶段发展，从一个情欲之天到道德之天的转变，有着文明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社会价值建立的要求通过人的理性建构自然地反映为宗教观念的改变。”[2]（P194） 他把殷周之际的文化转折看做是文明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不过这种逻辑是通过知识分子的观念活动来展开的。因为“考古发现的器物乃至墓葬遗存都不能直接说明精神性的东西”，所以要说明这种文化的转折，只能从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活动入手。他说，虽然马克思早就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我们应当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作进一步的分疏，要把知识分子超越性的精神活动和政治统治集团的文化活动区别开来，在文化发展史的每一阶段上，真正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知识分子的观念活动，而政治统治集团的文化活动往往不能代表时代的文化发展。”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进行这种区别。他又说：“西周前期（成王以前）是中国文化精神气质得以形塑的重要时期，而周公在早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克里斯玛（charisma）角色。……周公是一个真正的克里斯玛人物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家，不仅经他之手而奠定了西周的制度，而且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我们知道，周公的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按他的意思，周公的精神活动显然是知识分子超越性的精神活动，而不属于政治统治集团的文化活动，但不论他准备如何来说明这一点，这都是极其令人费解的。在当下这样一个分工细密、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尚且认为知识分子超越性的精神活动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更甭说在民智低下的古代了。笔者认为，不仅陈来那种想把当时知识分子超越性的精神活动和政治统治集团的文化活动区别开来的努力是完全不现实的，而且，他把中国文化在殷周之际发生的深刻变革简单地说成是“文明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之所以说他是“简单的”，是因为他这里所说的“文明社会”实际只是指称文明社会的思想，与文明社会的现实生活相距还很遥远。）然后再把这种必然逻辑突然堕落成为某个杰出人物的克里斯玛的作法，更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对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轻率。 陈来教授试图发现思想自身发展逻辑的努力是值得期待的，他也在他的这一代表性著作中以其对思想史材料的广泛占有和细密分析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努力。但是，由于他始终只把自己局限于思想的藩篱之内，试图用思想来说明思想及其变化，不愿意或者看不清思想与物质活动的关系，所以，他寻求文明自身发展必然逻辑的努力最终只好以求助于某个人物的克里斯玛而告终。这似乎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通病了，过去的学者们习惯于把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归结为孔子的天才思想，宋朝就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近现代以降的历代大儒们也鲜有例外，现在陈来先生更进一步把孔子的思想创造归根追溯到周公的克里斯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可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之间长期以来实际上的隔膜和疏远。同时，考古学材料积累和消化的特殊性也妨碍了思想界对中国轴心时代和前轴心时代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步伐。由于篇幅和主题，这里不予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