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1-0010-05 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层次，是民族精神的理论形态。人们提到佛教，首先会想到佛经；提到天主教，首先会想到《圣经》；提到伊斯兰教，首先会想到《古兰经》；而提到中国文化，则首先会想到孔子和儒家经典。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的各个分支无不浸润其中，故影响最为深远。经学研究不能洞明，则中国学术文化难有真正的飞跃。近代以来，经学研究沉沦不起，研究者寥寥，如何拯溺拔滞，重振经学研究，将是本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一、“六经”的性质 孔子为我国创立私学之第一人。孔子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希冀改造社会风气、引领民众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作为教授弟子的教材，皆有深意存焉，而不是普通的知识读本。孔子自述“六经”之教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①。 可见“六经”之旨，乃是培养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絜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等素养的君子和治国安邦、淑世救民的栋梁之才。孔子的教育理念，似已在当时社会广为传播，成为人们熟知的共识，如与孔子相隔数百年的荀子，在论及“六经”时说：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②。 可见，在荀子看来，《诗》《书》《礼》《乐》所载乃是百王之道，虽各有侧重，但共同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与儒家颇显对立的老庄学派，也不认为“六经”是一般的知识读物，《庄子·天下》纵论天下学术及上古道术，说法有与荀子相若之处：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③。 可见，尽管庄子认为《诗》《书》《礼》《乐》所载不过是“方术”，而不是“道术”的整体，但它至少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儒家经典表述的是“道术”的一部分。 对于《庄子·天下》这段引文中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句，马叙伦、徐复观、张恒寿等均认为是后人窜入的古注，当删。其主要理由是，上文仅说及《诗》《书》《礼》《乐》，下文却又多出《易》《春秋》二经，前后失照。此外，有此六句，则前后文体不类，若删除之，则文字结构更显整齐。此类论证，可备一说，但不敢以为必。上古作文，未必有严格的文法，学者不必以后世的规矩匡正古人篇章。本文上引《荀子·儒效》文字，即有前称《诗》《书》《礼》《乐》，而下文多出《春秋》一经的现象，足见《天下》的“前后失照”并非孤例。此外，司马迁说到“六经”的作用，与《天下》也相类似： 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④。 可见关于“六经”价值的说法，各派多有之。司马迁所说，当有历史承传为本，故笔者主张不必遽然将《天下》中的“《诗》以道志”等六句删去。 《诗》《书》《礼》《乐》《易》《春秋》虽然取自上古或者周代的文献，并非孔子手作，但它绝不是一堆与孔子的理念以及东周的时代精神毫不相关的“史料”。孔子之所以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是认为治国之道就隐含在既往的史事与古圣贤的论述之中，只是后人浑然不知而已。因此，孔子对前代素材做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处理，对其中的理念进行提炼和升华，这无疑是一种再创造的工作。诚如皮鹿门先生所说： 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彖》、《象》、《文言》，阐发羲、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1]。 如果抹杀了这一点，孔子就成了一位纯粹的教书匠，他的历史地位就无从谈起，儒学的社会价值也就会托诸虚空。皮鹿门先生评说“六经”与孔子的关系云： 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孔子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