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7）01-0017-07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在世界性的浪潮中被迫走上现代化① 道路的。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依然没有彻底完成。在作为现代化之策源地的西方的比照下，时至今日，当代中国文化依然面临着新的时代性张力。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对于面向未来更为合理地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势显然是有益的。 我们认为，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当代形态相比照，当代中国文化面对的时代性张力主要包括了两个基本的方面：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主要是以历时性的形态逐渐呈现出来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在当代中国却是以共时性的方式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其二，当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还没有能够充分享受现代化之积极成就的时候，西方则已经走向了“后现代”并提出了“走出现代性”的主张。这就使得当代中国在面向未来的选择中面临到左冲右突的两难困境。本部分首先论述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如果要用一句尽可能简单明快而又贴切的话来描述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纷繁复杂的基本变迁趋势，那么，恐怕很难找到比“走向现代化”更为合适的话语。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的现代化是首先源起于西方的。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在西方思想史上，“现代”作为表述当下时代社会性质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晚期拉丁语。人类历史上作为与“古代”相对应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现代”虽然事实上可以说是自13世纪就已开启、16世纪即已基本成形，但一直要到17世纪后，欧洲历史学家才逐渐放弃了基督教的历史分期，开始使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期法。[1]（导论）正像这一分期法所表明的，在西方历史上，“现代”是“中世纪”之后的历史阶段。正因为此，人们通常以“走出中世纪”来状述西方社会自13、14世纪以后的不断发展与变革。这一过程是以13世纪最先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历史起点的。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标志着欧洲文明对于走出中世纪、寻求人的解放的历史性的觉醒。由此，西方文明拉开了走向现代的帷幕。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英法革命，西方社会的变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为深刻的变化，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一定的意义上，西方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过程不仅始终是与从文艺复兴直至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的变革相表里的，而且其中既包含了经济形态从以农业为主向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变迁，同时也涵容了社会形态从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转变。由此，西方文化在“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终于在器物、制度与精神理念的全幅层面逐渐完成了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进。顺此而进，时至20世纪中叶，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在较为充分地现代化之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20世纪中叶以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从西方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期，是科学技术的运用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时代，是人们的理性高度弘扬的时代。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又发生了一场深刻影响了人类生产与生活形态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由此，西方社会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等人将之命名为“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堪称是在继承工业社会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后工业社会却是一个自身带着深刻矛盾的不协调的复合体。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这三大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特别是其价值观念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这些冲突又不可避免地导向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危机。[2] 正是伴随着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对于西方社会与文化之发展历程总体反省的基础上，兴起了以反省批判作为西方式现代化之文化积淀的现代性为基本特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由此，正如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的，西方思想文化界到了“后现代转向”的历史关头。 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却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这种不同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内发的，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历程则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而被迫开启的。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以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为基本标志的现代文明是首先在西方文化中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开始出现并进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与价值的文化现象”的。这正如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在其曾经饮誉全球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生为现代文明之子，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题，都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与价值的文化现象？”[3]（作者导论）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中，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逐渐因为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而在被迫之中开始越过各民族封闭发展的“民族历史”阶段，在血雨腥风中逐步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阶段。换言之，也就是被迫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众所周知，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跨越了古代阶段而进入了近现代。而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因为19世纪西方世界中最为强大的英国用武力打开了当时中国本来紧闭的国门。 第二，与此相关联，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直是处于学习、追赶西方的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近现代化历程，一直是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的。魏源石破天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之所以被看做是中国社会与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正是因为这一主张在中国被迫纳入统一的“世界历史”的关头，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达了“以夷为师”的价值取向，从而指明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还主要是停留在“技”，即器物层面的话，那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统筹全局而全变之”的主张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等提出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则是将“向西方学习”分别进一步深入到了文化的制度层面乃至理念的层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一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文化不仅本身具有独异的理论特质，而且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周边文化的先进地位，再加上近代以来历经苦难之发展历程的反激，中国文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同时又是伴随着强烈的追赶乃至超越意识的。即使是“全盘西化”派，他们在主张全盘因袭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也总是念念不忘“凌驾乎欧美之上”。不仅模仿欧美而且追赶乃至超越欧美，成为中国现代思潮各家各派共同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