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学”热已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当然非常复杂，所以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产生冲突也就很自然。对一般社会上的热潮姑且不论，因为如媒体的炒作显然有商业目的，就从精英文化阶层看，也有极大的分歧。 极力主张弘扬国学，在当今中国有很多值得重视的现象。如大规模编纂《儒藏》，各地纷纷开办国学研究院、国学讲习班，特别是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甚至正式招收全日制本科生，这就把国学纳入到正规的官方教育体制之内了。其他民间性质的国学班、读经班应该更多。来自官方的举措还有，大办孔子学院，据报道，自2005年7月以来，孔子学院已达140多所，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计划，到2010年，全球孔子学院将达到500所。此外，前些时，北京数十名博士生联名抵制洋节，显然也是国学热潮中的极端表现。 另一方面，对国学也有持极力否定态度的，这以舒芜先生为代表。舒芜先生明确反对提倡国学的潮流，他认为，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到“五四”以来，保守势力抵制科学、民主的一个借口，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的一个东西。不仅如此，他还从根本上否定“国学”这一概念，认为国学是既顽固透顶又含糊不清的概念，他认为如果每个国家都讲自己的国学，那就热闹了，世界上的学科就分为英国国学、法国国学、德国国学……尼日利亚国学、尼加拉瓜国学等，而文学、哲学、史学、法学等全都没有了，那成了怎样的一个世界呢？① 这两种倾向可以说是判若水火。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我想，过犹不及。对于国学，正确的态度不是复活，也不是灭杀，而是应当给国学一个准确的定位，将其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因此，对当前过分的国学热潮，应当泼冷水，比如教小孩子只读四书五经，恢复私塾的教育方式，显然不可取，因为这在改变了的时代氛围中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至于舒芜先生指责的“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所谓国学”，“有的一张口就错误百出，也在电视上大言不惭地谈国学”，自然更是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媒体、电视上的国学，实际上是复杂的主流意识、复古心理以及商业炒作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文化怪胎，因为国学与大众传媒不是一回事，国学与普及传统文化也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应当和这样的国学热潮保持距离。然而，另一方面，我认为国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科，是可以成立的，舒芜先生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其实，舒芜先生的说法并不新颖，早在1929年，何炳松就发表题为《论所谓“国学”》的文章，提出“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口号，其理由有四：一是来历不明，二是界限不清，三是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是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② 但是，这种极端的态度，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后来关于国学的讨论，国学自身的发展，都没有受到影响和阻碍。而且，有些否定国学的理由，和国学本身并不相符。比如，舒芜先生说国学是晚清以来保守势力抵制科学民主的借口，就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早期大力宣讲国学的章太炎，晚清以来一直是激进的革命党人，无论怎么看也难以将其归入保守势力中去。又比如，舒芜先生在彻底反国学的同时，表白了自己一生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这里牵涉两个问题：一是舒芜认为所谓国学是什么，其实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所以他反国学必反儒学，但实际上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及封建价值观，是不符合事实的，下面再说。二是他认为鲁迅最反国学，所以反国学则尊鲁迅，但实际上鲁迅对国学的态度如何呢？鲁迅曾经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③《流沙坠简》1914年出版，是罗振玉、王国维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是根据法国人沙畹书中的照片，选录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的敦煌文献，大部分是汉简，少量的帛书及晋代以后的简帛，在简帛文后作释文和考释。鲁迅在这里围绕国学来感叹真假学者的区别，可见，鲁迅并没有简单地反国学，而是反假国学，不反真国学。事实上，鲁迅本人的国学造诣不必多说，在国学网第一次国学大师评选中，十名国学大师，鲁迅恰恰与王国维，都是赫然在列的。 给“国学”一个准确的定位离不开对“国学”本身的认识。 “国学”一词，由谁最先提出，一时难以详细考证。大体上看，所谓“国学”、“国粹”，是清末时由一批旅日学者从日本引进的，主要有邓实、黄节、章太炎等人。当时日本学者提倡国粹、国学，是针对明治维新的“欧化”政策，具有保守主义色彩。同样，中国人提倡国学、国粹，也是具有针对西风东渐的背景。不过，在中国，国粹与国学似乎不完全相同了，国粹偏于保守主义立场，国学则更多着眼于学术本身。因此，所谓国学，相对于新学而言，应指旧学；相对于西学而言，当指中学。如果排除国学所带有的针对西风东渐的保守主义的文化背景，它作为一种学科概念的提出，其实是有着时代的必然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在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之下，西方的学术文化主宰全球，整个学术文化的学科划分随之发生变化。而我们知道，东方和西方的学科划分是有很大差异的，差异的基础是范式不同，库恩认为，任何科学都是建立于某种范式的基础之上，范式是什么呢？范式是科学和前科学、非科学的区别，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按照一种共识、遵循同样的规范从事研究活动，而这种长期积累的共识、规范的基础，其实表现了这一共同体对世界构成的看法。扩而大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也可以用范式来解释。中西学科划分的不同，其实也就是对学术文化世界构成的看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学科划分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西方的学科划分则是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物理学、化学等，这两种学科划分基于两种不同的文明背景，反映出对学术文化构成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要用西方的学科划分标准对中国传统的学术加以划分，实际上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分割和重整。面对这一形势，中国学人实际上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中国学术文化的安顿问题。要用新的学科划分标准对传统学术进行彻底的分割和重整，那么有着数千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其实将不复存在，对此，无论保守的或是革命的中国学人都是不能接受的（作为革命党人的章太炎为什么要大倡国学，显然不是偶然的），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先进与落后的强烈反差中，不接受西方文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就需要一个新的空间来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一个安顿，既是文化的安顿、学术的安顿，也是心灵的安顿、自尊的安顿，而这个用以安顿的空间就是国学。第二，是具体操作的困境。如前所说，中西学科的划分基于不同的文明背景，因此，要把中国固有的学科全都取消，全部分割或归并到西方的学科中去，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不仅是中国的学术，就连一些东方其他国家的学术文化，也是很难完全归并到西方学科体系中去的，比如印度学、埃及学、土耳其的“突厥学”，等等，所以即使到现在的欧美大学之中，往往在东方系中设立相应的专门课程。就具体学科而言，无法归并的例子实在太多，所以为什么说中国传统学术是文史哲不分，其实是无法分。举个例子，假如要把中医学归并到西医学中去，问题就很大，西医学的基础是化学、解剖学，如果说，中医中的中草药，用化学的方法来分析其药理属性，提炼其有效成分，尚属可行，那么，中药剂中的药引，有时就无法用化学的方法来分析。至如经络学说，是中医治病的重要基础，但就无法用解剖学找到依据。中医诊断，讲究阴阳五行、表里寒热综合把握辩证施治，也是很难在西医病理学上找到解释。特别是针灸的补泻手法，更是不可思议。可以说，正是在现代学科划分的背景上，中学西归的困境中，国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概念被提了出来，因此说，国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理上的成立，应该是有依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