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2-0001-06 从2003年年初文化部正式启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始，到目前国务院批准公布了518项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进入实施保护阶段为止，仅仅度过了四个年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已经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举世公认的热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场紧锣密鼓的文化热力运动，却意外地启动了相对冷寂多年处于低温状态的中国民俗学，同时，几乎所有的民俗学人都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文化热力运动的进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全国各地绝大多数民俗学者还亲身经历并参与了这项民俗文化保护工程的实际工作，做出了颇为可观的显著成绩。 面对这种令人特别关注的民俗文化科学环境的新动向，应该如何认识和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和策略？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新世纪民俗学人认真探讨的实际问题。 一、关于思路 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个自然科学定律对当前中国民俗学所受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深刻影响做一些分析说明。 目前，中国民俗学处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中的状态，几乎完全符合热力学的基本定律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两种表述，其中很朴实的表述是克劳修斯在1850年提出的，所以科学界通常把这种表述方式称为“克劳修斯表述”。克氏指出：在自然条件下，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或系统）向低温物体转移，而不能由低温物体自动向高温物体转移，也就是说，在自然条件下，这个转变过程是不可逆的。如果以这个定律来仿真解说当前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传导现象，也可以如是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传导中，国际性强有力的文化战略、策略、举措和经验凝聚成的高温热量，必然或自然而然地传递给处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低温状态的中国及遭受冷落的中国民俗学；相反，鉴于以往若干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及中国的民俗学要想自发地从低温状态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仅有的微弱热量传导给国际范围的强大热潮并做出贡献，那不仅是极为有限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和不可能的。按照自然定律所指出的，要使热量的传递方向倒转过来，使热量从低温物体传至高温物体，只有靠“消耗功”来实现。中国和中国民俗学必须依靠自己的人力、财力、科学创新能力、卓绝的工作能力，并将其作为文化保护工程的“消耗功”来实现，也可以说，要为此而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践证明，中国和中国民俗学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而且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效。 （一）民俗学冷冻期反思 让我们回顾一下上述在中国这种特有的民俗文化科学的发展动向。原来我们所认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民俗学的复苏，其实只是一个民俗学人自我陶醉和自我安慰的谀美之词，因为，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间，全民族的民俗文化遭遇的是逐步升级的破坏、打压甚至禁绝，传统的民俗学科也已经被禁锢成钟敬文先生所说的“绝学”。笔者在197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从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的成立算起，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这百年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化、古老风俗传统的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我国民俗学活动却悲剧性地被中断了将近四十个年头。从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浪潮中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活动，被许多可以理解的政治的、历史的因素所抛弃。而建国以来三十年当中发展起来的部分民族学研究和民间文艺活动，又被林彪和‘四人帮’所洗劫，伤势之重，惨不忍言。”①今天经过反思，笔者仍然认为这个论断并不过分，只是在改革开放前夕笔者的表述在认知上显然还很幼稚可笑。民俗学和民俗文化活动被政治的和历史的因素抛弃了40年，并不都是“可以理解”的，应当说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因是不可理解的或令人无法理解的。“文革”期间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活动的绞杀，又怎能仅仅理解为几个政治符号人物的罪咎？1980年3月笔者在大学讲堂上首开民俗学课时，还曾经把这种民俗学活动中断几十年的惨淡现象美誉曰“民俗学的休眠期”。但是，无论如何，民俗文化连同研究它的民俗学，在中国大陆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极其严酷的濒临绝境的冰冻期，这是毋庸讳言的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二）民俗学低温期回顾 此后经过了拨乱反正，民俗学随着思想解放而产生的民俗文化的自发修复和恢复，也渐渐自发性地萌发了自身的劫后余生，以微乎其微的财力和并不雄厚的专业人才实力，维持着艰难的民俗学科的有限建设。民俗学劫后余生的奇迹般标志是20世纪同龄人顾颉刚、常惠、容肇祖、江绍原、杨坤、杨成志和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家的群体健在和复出，其中以钟敬文为代表的几位学术带头人还重新扛起了重建民俗学的大旗。这成为这个时期中国民俗学的不幸中之大幸。接着中国民俗学界进行了规模不大的老中青学术梯队的建构、交替和传承。尽管在民俗学业内呈现出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成绩，中国民俗学界也曾经如数家珍地多次展示过成果，但是和与其同步发展的相邻相近的人文学科比较起来，在兴旺发达的社会学、民族学映衬下，民俗学的客观影响依然微弱，学术地位照例偏低，它在社会学科全面发展的热烈氛围中依然遭受冷落。经过将近2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民俗学和与其紧密相关的民间文艺学不但没有被列入强势学科的行列，相反却总是被拦截在二三级学科间难以提升。在这种学术环境中，许多勤奋辛劳的民俗学人也由于难以有用武之地而少有作为，不少满腔热情投入民俗学事业的新人也因为学科领域的冷寂而寒心离队。体制的缺陷、学术的偏见和不正的学风沉重地打击了民俗学人的学科发展信心。这些都使中国民俗学伴随着它的学科对象——备受摧残和冷遇的民俗文化及其遗产，不得不依旧处于缓慢行进的甚至相对静止而寂寞的低温期中，确实难以寻找到真正的复苏与崛起的升温热点。民俗学界同仁们都不会忘记，就是在这个低温期间，几乎所有的民俗学世纪老人都相继离去，人们最后告别的是2002年1月仙逝的百岁先师钟敬文，他留下了毕生宝贵的精神遗产，奠定了20世纪中国民俗学自身建设的根基。他在临走的前几天，吟诵了一首七律，诗中说：“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遐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②这首百岁绝唱不仅是钟敬文作为学者和诗人的终生感悟，更重要的也是他对20世纪末中国民俗学历史境况的深沉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