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2-0237-08

      一、文化记忆与文明的持续发展

      在秋天的德国花园里，人们常可看到一些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把捡来的核桃搬运到某一个地方，意在留备日后享用，然而几天之后它们便会把这个所在忘得一干二净，把辛辛苦苦搬运回来的核桃白送给来园中玩耍的儿童们。这是因为动物还没有像人类那样，学会用符号或者仪式来帮助记忆行为。当然，人类的记忆能力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训练的结果。比如我们对自己婴幼儿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几乎一无所知，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语言的习得和思维方式的训练，记忆的习惯才慢慢地形成了。

      与个人记忆相对应的是集体记忆。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民族、宗族还是其他的社会团体，往往也和个人一样，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养成回忆和记忆的能力。所谓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这个概念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1]，所要问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文化记忆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其中既包括传说中的神话时代也包括有据可查的信史。它在时间结构上具有绝对性，往往可以一直回溯到远古，而不受一般局限于三四代之内的世代记忆(Generationsgechtnis)的限制。在交流形式上，文化记忆所依靠的是有组织的、公共性的集体交流，其传承方式可分为 “与仪式相关的”(rituelle Kohrenz)和“与文字相关的”(schriftliche Kohrenz)两大类别。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的文化记忆还在发挥作用，就可以得到持续发展。相反，文化记忆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消亡。如表1所示。

      表1 文化记忆的内涵与外延

      记忆的内容族群或文化共同体的过去（远古史和信史）

      时间结构 超越世代的绝对时间，可一直回溯到远古的神话时代

      记忆的媒体文字类和仪式类

      记忆的集体性、公共性、有组织性

      形式特点 （如档案与历史、学堂教育、庆典活动、纪念性建筑物等）

      维护者专业人员、政治与文化精英

      目的与功能建立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认同

      既然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记忆力，那么我们如何区分一般的社会记忆和民族的文化记忆呢？根据阿斯曼的观点，文化记忆形成的关键性环节，在于文本和仪式的经典化(Kanonisierung)。所谓经典化，就是普通的文本和仪式，经过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士的整理之后，被确定为典范的过程。经典化后的文本和仪式，一般不允许随便修改，其阐释权掌握在文化的最高统治阶层的手中，对外则显示出某种神圣性。比如基督教的《圣经》，未经教会机构的许可，不许更改一字；弥撒仪式也千篇一律，特别是天主教，无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还是美洲，仪式程序都按照教会的统一规定进行，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都不能有任何的偏差。包括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堂，即使外形和装潢上有所不同，但在基本结构上也都是相通的，都是中间一个船形的大厅、左右各配一个同样是船形的偏厅、中间竖有柱子但不用墙隔开、屋顶中央隆起的结构。

      在《文化记忆》一书中，阿斯曼使用上述理论分析了古代埃及、以色列和希腊三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以及文字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出来的文字系统之一。这种图画性极强的文字，被应用于政治和宗教的领域，象征着现世的权力和天国的永生。在纪元前后，由于受到了来自希腊的军事威胁，统治阶层下令兴建了大批经典式的建筑——神殿，里面除了神灵雕像外，还设有图书馆，用以保藏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经典著作。一些书籍的内容被配上图画，刻写在神殿四周的墙壁上。在面临外族侵略和文化衰亡之际，古埃及人希望通过这种不可磨灭的方式，把他们的文化传统保存下来，流芳百世。文字在政治和宗教领域的使用，促成了古埃及文化记忆和民族主体性的最后形成。以色列各部落自古以来冲突频繁，且迁徙不断。为了维系他们之间的文化认同，以色列人特别重视群体的历史，很早就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认同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讲述摩西引领他们的先民走出埃及的故事。文字在犹太人那里，很早就被用来记录历史。以色列人的文化之“典”，就是一部记录民族迁徙史的古书，也就是今天犹太教经典的古经部分。这部叙史的古书，内容上与《圣经》的“旧约”和《古兰经》的起始部分基本相同。以色列史、古经和犹太教，成为全世界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文化认同的统一标志。在古希腊，文字则被用于思辨和学术活动，以及文化教育，欧洲的哲学传统由此产生，文字也得以变成书面交流的传媒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