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1-0054-09 问题的提出：摇摆的极端化 对于近世中国，如果想快速地勾勒出其全貌的话，她似乎是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并在这两极中间不停地摇摆，即在左和右、新和旧、现代和传统、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复辟、城市和乡村、拆除和建设等的对立概念之间摇摆，这个有着长久稳定历史的文明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整体性的文化认同以及厘定对立的边界，并促使其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地造就出与自己差异分殊的对象性存在。余英时先生曾经称此为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的极端化”(radicalization of China)①，但是在我看来，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摇摆的极端化”。 可以说，这样一种摇摆的极端化构成了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参照体系，所有的新现象以及所有的新主张都不可能脱离开这样的一种极端化，那就是在不断地从一个极端摆动到另外一个极端，并且最终构成了康德哲学中最为核心的二律背反②，也就是文化的改造与保护各自的表述与自圆其说。这一点又特别集中体现在现代意识形态对于乡村文化的改造以及以“复兴”为手段的村民对自己文化的保护上面。 这种摇摆的根源或许不在于传统社会的整体性，而在于引入了现代性观念之后，对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概念和假设的彻底抛弃。在此意义上，乡村文化最初的界定就是“迷信”与“落后”，它本身是在与城市的“科学”与“先进”这一强烈反差映照下而得到界定，并进而得到区分的。这种区分背后的逻辑发展跟现代性的成长密不可分，特别是由于现代性观念在中国近代的全面引入，原来城市和乡村之间以“文”和“野”来做区分的整体论宇宙观模式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界定乡村社会存在与运转的理念，强调的是落后的农村与先进的城市之间的对立，而不是相互的依赖，这样的一种两极化的社会区隔方式还特别在1949年以后的户口制度中得到了制度化的实践。 原来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同样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实际生活的场景，而是被界定为一个地点，尽管在这里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潜藏着纷繁的文化，但它们却是旧时代的“遗存”，是“活化石”，而依照现代与进步理性，它们又是最需要加以改造的地方。文明城市的保护与乡村陋俗的改造成为两分的而不是整体的宇宙观的表达，这种两分的宇宙观一下子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建筑、庙宇、政治与经济制度、人的观念，当然还有作为整体的文化，并在保护与摧毁之间不断地摇摆，很难静止在一个点上，由此而将这个世界“摇摆的极端化”不断地复制又不断地重演，似乎所有文化认同的危机都从这种摇摆中显露出来。 文化认同：危机的由来 对于个体而言，自我认同的危机往往发生在个人成长的关键期，并影响到其成长的方向。对于社会而言，文化认同在特定的时期也会出现危机，这种危机隐含着新的社会重组的可能性。个体认同的危机往往是跟随着对于自我概念的界定的变化而出现的，“我是谁”一直是困扰着个体克服这一认同危机的提问方式。但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文化认同的产生是建立在共同意识的营造上面的，这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界定。如果说传统社会里，身份的界定依靠的是神话的逻辑，那么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身份界定更多的是仰赖于理性的逻辑，这种理性不单单是在安排差异，同时它还使这差异有了单向度的进化顺序上的分别。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的差异转化成为道德意义上的等级分殊。 在我曾经调查过的河北赵县范庄，原本是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龙牌会，因为其身份的重新界定而成为一种新认同的营造，那就是将龙牌的会头之间的认同不断放大而成为整个民族的认同，依循着这一龙牌认同而建立起来的原本没有名称的各家轮流“侍奉”龙牌的地方性信仰，现在不仅有了“龙祖殿”和“赵县龙文化博物馆”——两个不同但实际上是指同一个事物的名字，而且还有了一座气势恢弘的庙宇，并借助各种宣传渠道将其表征为一个民族的发祥地。地方性信仰不断升级，不单单是地方上以及外来知识分子相互“合作”的“功劳”，也有地方社会对于“龙”文化认同的被动接受和主动再造。因为，在我这里所说的现代中国的“摇摆的极端化”的整体发展脉络中，一方界定身份，一方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这种界定，这实际成为了现代文化认同营造的基本逻辑，而能够维持这种认同的合法性基础或者理性基础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进步”与“现代”的观念。但是，依照康德的二律背反原则，文化认同的营造一定伴随着文化危机而出现，二者并行不悖，各自在自己存在的意义上获得了一种合理解释。 实际上，中国在晚清皇权政治解体以后，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国家认同的危机，随后才有民族认同的危机，以及为应对这种危机而出现的大规模的文化认同的营造，由此中国文化或者说西方人眼中的汉学才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构成要件而得到不断的建构。但是，这样的建构本身却是潜伏着一种认同的危机，因为它本身也在画地为牢地排斥着不是这文化认同框架下的文化认同的意识。曾经有过的“文”和“野”之间宇宙观观念上的区分，被直接转化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文化发展进程上的对立与差异。因而，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城市就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地方，而乡村则是充斥和弥漫着风俗和习惯之所。这样的区隔也特别为早期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的调查实践所强化。比如，妙峰山进香这样原本具有强烈民间信仰色彩的仪式活动被重新书写而纳入到民俗学家特别的分类、观察和书写的视野之中去。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也成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兴趣点，并将其看成是恒定不变的历史遗存。所有这些都在有意或者无意地帮助现代民族国家去构想自己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以及民族性格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