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与民俗学的同仁在此交流。实际上我是来请教，我不敢说民俗学的问题，尽管已经从民俗学专业里获益不少，我还是说人类学的事。 人类学学科重建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中国可以说是成点儿气候了，人类学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人类学这个圈子，所以铁梁教授才特地邀请很多人类学圈里的人来研讨民族志与民俗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从学科整体的情况来看，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上还有很大欠缺，对理论和方法的强调非常不够，部分研究者没有足够的学科意识，不愿意阅读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的著作。有一次我给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生上课，那次讨论的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差别。学生告诉我，说人类学与民族学不同，就是尽讲国外的东西，不联系实际。所谓国外的东西，他们是说外国的学者写的著作，包括研究中国的作品，或者说有关人类学理论的讨论，他们不需要看。只是说，我去做研究就好了，做研究时也不需要看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东西，不需要看别人的经典民族志著作。这确实是我们国内人类学、民族学圈里普遍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有很多做得很好的，包括在座的，可能不断地在批评他们的学生，不断地对学界做宣传，要重视理论和方法。但是很多研究项目以及成果，学科定位不清，没有充分考虑学科特点，没有展现人类学民族学的独特贡献，从而削弱和泯灭了学科的影响力。做民族工作的同志很少去看人类学、民族学关于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我们有很多成果拿去让他们看的话，他会觉得完全没有用。所谓联系实际，结果做出来的东西实际上人家全知道，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甚至说，我说的比你还清楚，你提的所谓政策建议根本没有一点冲击力。那要你这个学科的人干什么？这样一种所谓“联系实际”，实际上和实际完全没有关系。 现在看来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学科的泛化，二是学科的平面化。所谓泛化是说有些作品可能空洞无物，谈论宏大话语，在一篇论文里有些人就想说清楚整个民族乃至全国、全世界的事情，缺乏人类学对于小社会、小地方的关怀，往往是研究的选题偏大或者说干脆没有明确的田野调查点，甚至有些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你都很难找到它有一个具体的社区为依托。另一个是平面化、扁平化。有一些研究成果也是经过了田野调查，但更多的是过程的叙述或材料的堆积，基本上讨论的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没有深入的思考。比如说，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往往是说某一个族群，或者是说某一个村寨，几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这种著作，整本的东西，实际上他在向读者展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或者说民族改革以前，这个少数民族的状况，然后用更多的篇幅来说明50多年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我们要分析这些东西，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影响这些变迁的因素是什么，力量有哪些，有哪些原因。往往是这方面的分析很简短，而且非常概括，有些甚至这些都没有。那你谈文化变迁，最后能谈点什么事情？这实际上是缺乏学科理论分析和阐释的表现。 这些年一直在思索民族志问题，思索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问题，最近我们有一个即将结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也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作为人类学从业者来说，应该得到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思考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才能成为专业的研究人才。这个专业人才培养和成长的模式有三种：一是学院训练型，二是田野实践型，三是学科史熏陶。培养人才有一个过程，你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有很多讲究。学院训练可能更多地需要课程学习和阅读，需要开设相关课程和专门的研讨。对此可能看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我们不需要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课程，让学生去读民族志就好了。可能在反思人类学之前，应该是这样。在反思人类学以后，怎么去做人类学研究，怎么去撰写民族志已经有了更多思考以后，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这样的问题，知道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我们应该避免什么东西，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大多数时间可能会通过课程学习和专门的研讨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研究中，我们首先要熟悉规程，从各个环节，比如说选题、课题的准备、调查提纲的拟定、文献资料的收集、进入田野、参与观察、引出访谈问题、话语和文本分析、意义和表征分析、田野笔记的记录和编码、资料整理和民族志撰写。这样各个环节的程序和技术性问题我们要研讨。同时在其中可能出现的是更多的方法论问题，需要我们做更多思考。比如说，关于人类学知识的性质、怎么样才能认识世界、文化和族群的性质及其界定、研究对象和田野工作场景的转换、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人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等等，我们都要做思考。其中涉及对曾经被说成是严重对立的各种关系的审慎思考和重新处理：包括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科学理性和人文意识、理念和情感、解释性和阐释性、主位和客位、科学与艺术、参与和观察、定量和定性、一点和多点、异域与本土、乡村与都市、结构与功能、整体和局部、时间和空间等等。当然，我们要在民族志实践中不断深化这两个方面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