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根”到“国家文化符号”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命运之转变 翟风俭（《艺术评论》，2007.6.19~20） 在整个社会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与信仰体系的震荡和危机感的状况下，政治国家通过自己的权力意志来干预传统文明的迅速消亡，虽然带有些无奈，却体现出政治国家对民间文化的认同与肯定。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价值同时得到提升与升华。它们不仅仅体现出某一具体地域和民族的文化特质，更被整合为一个文化整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字出现在世人面前，成为一种鲜明的民族文化符号，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国家与民族，这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意义与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接受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招安”。虽然在目前和今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代表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远不可能再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但它却已经沉淀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基因，这对于保持民族国家的文化独立性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当前消费文化研究与实践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党圣元，刘方喜（《红旗文稿》，2007.9.5~7） 当前消费文化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学界的消费文化研究主要是对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学派的横向移植，缺乏对中国文化现实问题足够的、有效的关注，现实感和本土意识还不够强；大众消费文化的迅速兴起和发展，向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在这方面的观念转变还相对滞后；对鼓吹文化享乐的消费主义的危害认识不够。因此，我们对当前消费文化研究需要重视“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化；重视“文化研究”的中国化；重新思考文化的功能等问题；正确对待消费活动中的文化需求，摆正文化消费的位置；要对在全球日益泛滥的极端消费主义保持足够警醒；转变观念，重视文化研究对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推动作用；大力提倡“节约型经济”，建立“节约型国家”；正确处理好文化研究与传统学科、跨学科与学术分工之间的关系。 近现代农村社会“秩序文化”流变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郭昭昭（《社会主义研究》，2007.2.79~80,91） 传统中国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以“儒家思想”武装的乡绅力量。但到了近现代，就外表而言，社会变革导致了乡绅影响力的逐步下降；就本质而论，维系社会稳定灵魂的“儒家思想”大打折扣，其后果是基层秩序的文化色彩逐步淡化，“武力化”色彩逐步增浓，普通民众的的“自我主义私化”不断膨胀，最终带来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回顾过去的探索史，我们走过的弯路太多，有时一味强调农村社会的秩序，忽视了发展经济方是长久之计的经典命题；有时一味强调发展农村经济，忽视了农村社会“秩序文化”的建设。二者应当是“一轮双翼”。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农村秩序的稳定；反之，农村秩序的稳定能够给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社会资本”。农村基层社会的“秩序文化”的建构是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政策的扶持和对重要性的认识。 理解日本人的非言语交际 李朝辉（《开放时代》，2007.1.123~133） 日常交往中人们的行为动作都有其文化基础，这些非语言的行为举止对我们与他人的交际产生着强有力的影响。对日本人来说，比起词句，非语言因素更能真实传递说话者的意思，因而理解日本人的非言语交际十分重要。文章从服饰信息、交换名片、空间位置、头部动作、目光接触、微笑等方面解读日本人的非言语交际。作者认为，日本人的非言语行为可以说都是以合乎礼法为前提的，而日本社会的礼仪规范又是社会伦理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归根结底，日本人的非言语行为包含着集体观念、等级制度、社会和谐、纵式结构等文化主题。因而，理解日本人的非言语交际行为必须超越行为的表面认识，深入剖解文化历史根源才是重要的。 论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 史善刚，董延寿（《中国文化研究》，2007.1.193~198） 河洛文化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可企及；河洛文化为历史所独有的民族性、中心性、开放性和先进性特点，也为其他地域性文化所不可替代。河洛文化作为台湾文化之源、客家文化之根，对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在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强盛、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的今天，应当把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寻根文化以及客家文化等更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把河洛文化的研究纳入到全球华人的寻根意识中去，并探寻一条中国统一的最佳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