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7）04—0100—03 读经、国学院、祭孔、甲申文化宣言、唐装、国学短信、孔子学院、汉语热、儒教……从近年来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事件来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呈现出一种“星火燎原”之态势。与上世纪80年代对传统文化起初的反思心态和此后的悲怆色调相比，转型期以来传统文化热则显得轻快昂扬。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全球化分工和合作的步步深入，传统文化热继80年代以后再次徐徐升温，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传统文化复兴中的态度几乎是以压倒性的肯定姿态，其目的是企图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谋求一席之地。统观转型期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以下几点明显的特征：一是官方、学界和民间三方合力推动；二是在中西文化关系处理上不自觉地具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简单化倾向；三是具有浓厚的道德化倾向。以下分述之： 一、官方、学界和民间的合力推动 传统文化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官方支持、主导和参与下，与学界和民间三方力量合力推动的。无论是公祭孔子，是教材改革，还是孔子学院的开设，都是官方力量直接参与主导的。几个重大出版工程，以及文化宣言，儒学的深入研究，正是学者们所着力之处。读经运动，各地诵经班开设，阳明精舍的兴建，则是一股民间文化力量，正是这三股力量推动了转型期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什么原因使得这三方能在这一事件上达成如此一致的态度？其中有二：一曰多元化时代的精神空洞使得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替代；二曰化解面对日益深化的全球化下中国文化面临的巨大的压力。 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社会从单极社会到多元社会转变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此以前，无论是建国后、“文革”前这一“革命”话语统摄一切的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文革”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一“经济”话语统摄一切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都是以此为中心紧密展开的，市场经济虽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它同时又瓦解了它的约束力，从而促使了时代主题尤其是思想上的无序化和多元化。多元社会人们思想虽然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面对这遽然而来的自由，国人却一时不知所措，顿时形成了精神世界的大缺洞。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同时，也宣告了国人精神进入一种神情仓皇、六神无主的时代。 我们的转型时代又不同于此前社会。此前，我们虽大反特反传统文化，但我们的思想却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精神支柱。“反封建的时代任务和现代社会形态的建立，取消了儒家文化的政治合法性，农村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的解体，摧毁了儒家文化的生存土壤，市场经济大潮所带来的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社会动力机制等方面的变化，则淹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1](p11) 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中，虽然也“破四旧”，也“砸烂孔家店”，其“历史虚无主义”式的彻底和纯粹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与之相匹敌，这从今天孔庙的种种破坏遗痕中不难看出。但问题在于，在“大破”的同时也有“大立”，人们反传统并没有造成思想的无政府状态，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旗帜下。钱穆看出了这其中的堂奥，他说，“我们再把最善意的看法来看中国共产党，可说他们已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由此得到隐藏在其内心深微处一种宗教要求之变相满足。”[2](p151) 在转型期里，王纲解纽本是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必要条件，但却由于物欲的强大诱惑和刺激消解了这一思想繁荣的机会，同时也消解了这个大一统的时代主题的可能，一切思想、道德和文化都遭到物质这把利刃的肢解，国人思想陷入一种六神无主的时期。我们的转型时代又不同于西方社会。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同样高度发达，但其既有健全的法律和法治精神，更有着一种深厚的虔诚的形而上的宗教伦理作为精神依靠。上帝和神是世人道德世界无形的主宰和裁判，人始终在上帝和神面前保持着一种敬畏和谦卑。所以，西方社会虽然分工精细，但人们精神生活中却共享一个上帝。转型期中国的问题正是在打破“文革”中的“乌托邦”信仰后，却缺乏确立一个共同的精神追求。 “沿袭清代，菲薄宋儒，高呼打倒孔家店，摹效西方，提倡个人自由，却不肯诚心接受基督教。竭力想把中国变成一多角形尖锐放射的西方社会，却留下了一个大缺洞，没有照顾到社会下层之大整体。”[2](Pp150) 难怪有的经济学家呼吁建立一种市场社会中的宗教精神。如何弥补这种国人精神的“大缺洞”，传统文化的复兴正适其时。事实证明，儒家文化虽然开掘不出现代化因素，但它可以参与到现代化之中，为现代社会的心灵安顿和道德教化提供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传统文化与人生彼此交融，形成中国特有的现世的文化人生，虽不可比拟于西方国家的宗教，但数千年来却主导着国人，发挥着国人精神上的宗教功能。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1992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的致辞中宣布：“第一个真正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另一原因则是全球化过程的深化带给中国文化巨大的压力。这种后发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文化压力体现在看似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是扩张，一是抗拒，然而，进攻姿态实则是出乎于防守的心理。转型期以来中国经济经过持续高速的增长，使得国力大增，很大程度上说，国外的中国文化热其实是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市场的看好，经济实力强大无形中形成一种文化的自信，“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已有所增加，中国西化的道路已走到尽头，中国人现在应该在文化上站起来了！”[3](p50)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走出去’比‘引进来’更加重要。美国等西方大国国际文化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凭借其经济、科技的强势地位，推行文化霸权。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4] 那么，从表面上看，经济的强势促成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的自信和“他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