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96（2007 ）02—0051—03 西方汉学研究中国，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汉学指西方现代学科体制中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广义的汉学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而狭义的汉学，则被假设为一门严肃严谨客观真实的科学，无关功利与权力。但是，即使在汉学成为“科学”或“学科”时，汉学也难免意识形态因素的，只是这种因素表现得更为隐蔽，深入或渗透到学科的基本假设与建制规训中。这样的知识体系是包含着虚构、协调着权力的，类似赛义德使用的“东方主义”，它也带着“汉学主义”的特征。因此，我们在怀着“借镜自鉴”的目的对西方汉学进行研究时，不应该忘记它的“汉学主义”的背景，而只有在中西的比较视野中，“汉学主义”的特征才得以明显凸现。本文将对列文森和余英时这一西一中两位学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作比较，并分析由于文化自身的差异，汉学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自身对汉学主义作出的不同回应，即“内在超越”与“超越”。 一 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萨义德在早年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旅行的理论》中，提到过一种理论旅行到另一个时空之后它必然要产生一些变化。于是当我们对余英时和列文森一中一西两位学人跨越文化的时间与空间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作比较时，发现尽管他们都在美国汉学环境中，都受到美国汉学讲究实用、注重现实的影响。但是却对这种“汉学主义”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取向与风格。我们不妨先将两位学人放回各自的文化空间中去，从他们的文化身份和学术经历的差别中寻找根本性的原因。 列文森（Joseph.R.Levenson）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代表之一，也是费正清的得意门生，“哈佛学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但与老师费正清以及“哈佛学派”的其他中坚人物不同，列文森除了在年轻的时候服过5 年兵役，一直在平静的校园里进行学术研究，他更倾心于学术理论的探讨，对现实政治的心态比较平和，这种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他和当时美国汉学研究的整体氛围保持一定距离，也是他对当时汉学主义背景的“内在超越”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列氏擅长形上思辨，富于想像力和审美感受力，其运思总能关乎自身的生存体验，因而历史在列氏那里呈现的是真实的、活生生的意义，而不是那种“纯客观的”编年叙述。他那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才气使得他的作品带有太多的浪漫情调和文人气息，被称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1] 从“纯学术”的眼光来看，他的做法似乎很不规范，他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可以说对传统的“汉学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 余英时是当今依然活跃在海外汉学界的“现代通儒”，也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是学界耆宿钱穆先生的弟子，又曾师从著名学者杨联升先生，并先后在香港新亚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求学任职，可谓是学贯中西。[2] 余英时所处的时代不像他的先辈那样身处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他可以平心静气地在西方文化系统的对照之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问题，而不必带着情绪为“故国招魂”。几十年来，他一直生活，工作在英文世界里，美国的人文生态自然也会作用于他“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一边始终对中国文化充满敬意和同情，同时又坚持文化多元论的根本立场，因此，余英时在解答中国文化诸多问题时，总是依据中国本土的学术理念，这样既避免用某种西方的理论模式强套在中国文化身上，从而超越汉学主义的羁绊，达到学术上的高屋建瓴。 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学术经历，使得他们的文化身份也不同，因此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一种是对“汉学主义”的内在超越，另一种则是对“汉学主义”的超越。 二 在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发展中，韦伯理论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开启了汉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向，“韦伯式命题”的要旨在于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产生。而列文森和余英时对“韦伯式命题”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他们的很多学术观点可以说是沿着同一命题追踪的不同产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界，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一直占支配地位。它强调在中国近代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冲击的角色，中国则处于消极回应的地位，中国国内的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具体而言，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中国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西方的冲击迫使中国社会作出反应，使传统社会发生变化，开始了近代化过程。[3] 这无疑是西方中心史观的典型表现，汉学主义的特征也异常明显。作为“哈佛学派”的中坚之一，列文森也是老师费正清的追随者，并在“冲击—回应”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传统—近代”模式。他用“传统”与“近代”这两个词区分中国漫长的历史年代，认为19世纪西方文明影响中国之前与之后，是两个决然不同的时代。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近代化的条件，需要西方的示范和帮助。[4] 把中国历史套在这样的模式中，显然与“韦伯式命题”有异曲同工之处。尽管韦伯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有西方冲击才能改变这一局面，但其命题的逻辑终点必然是在这里。可以说，韦伯的学说为上述中国研究的重要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