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5—0005—05 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领域，一系列海外汉学的著作被翻译出版，一批研究海外汉学的学术著作问世。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深入“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1](P6) 不过应该看到，西方汉学若从16世纪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算起已有400年的历史， 若从“游记汉学时期”算起就要更长，而日本汉学（中国学）如果从中国文化的传入算起则有更长的历史。因而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研究来看，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仍然不过是刚刚起步，许多问题、许多课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李学勤先生多次呼吁：“国际汉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外国汉学家几百年研究中国文化，自有不少成果我们应当吸收借鉴，但由于语言隔阂，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未能介绍到国内来。”[4](序)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学术路向来把握这门学科呢？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了解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价值和影响。反过来说，这种发生在异地，由东洋人和西洋人所做的学问对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和方法来评价这种学问？如何和这些近在东京远在巴黎和纽约的外国同行们对话和交流？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搞清这些问题比研究汉学的一个具体问题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在汉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学科对象与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 如果将域外汉学（中国学）史作为一个学术的对象来把握，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到国外的？汉学家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是如何流传到他们手中的？他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的译本是如何形成的？因为任何一个汉学家，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典籍，无论是原本的中文文献还是翻译的文本。 首先，中文典籍的外传，构成了域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正如严绍璗先生所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基础性研究，就必须以原典性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典籍向世界的传播，探讨这种传递的轨迹和方式，并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文献。失却了这一基本性功能，所谓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都是无根之本，无源之水。”[1](P6) 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搞清中文文献在西方的流传史，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其次，西方大多数汉学家研究中国的文本使用的是各种西方语言的译本。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结的通道是不同的，域外汉学家们所得到的翻译的文本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文本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例如，在西方汉学的历史上对《四书》的翻译就有罗明坚的译本，有柏应理的译本，有卫方济的译本，有理雅格的译本，有卫礼贤的译本，有陈荣捷的译本。这些译本由于时代不同，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表达的《四书》的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认真摸清中国典籍的外译是进行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对传教士的早期拉丁语译本的梳理和研究，虽然困难很大，但从学术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来说，是应该去做的。 如果这样从学术上掌握汉学的知识来源，我们就必须进入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由此，就可以理解在研究西方早期汉学时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熟悉和了解入华传教士的活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费正清认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入华的传教士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因为入华的传教士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双行道上，“他们在向西方传递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点”，[3](P121) 不了解传教士我们就弄不清他们向西方所介绍的中国形象。 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历史变迁 海外汉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作为一个学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学术师承和学术脉络。我们今天在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时应对各国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讲到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到“汉学”和“中国学”的关系。一般来讲“汉学”表示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典籍、制度的研究，“中国学”表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注重文献、训诂、后者注重现实；前者基本上是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方法，后者采取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刘东所说：“汉学一词在现代亦必衍生出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称‘一切在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汉学’（Sinology）一词则与以现代方法研究现代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对，仅仅指以传统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4](P128) 这种划分和理解也都是相对的，有分歧是正常的，语言的特质之一就是“约定俗成”，我们不必在学科的名称上长期争论。 但这两种名称告诉我们，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应该对其学术史的流变和发展有一个了解。对待域外汉学（中国学）仅仅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是不行的。“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2](序)前辈学者已经这样做了。1949年前对西方汉学通史的研究有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人汉学之研究》，近年来有了一两本国别的汉学史著作，影响较大，受到国内外学者好评的是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和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何寅与许光华的《国外汉学史》是国内目前较为详细的汉学的通史性著作，此书有开创学科通史之功。汉学（中国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有师承的传递和各个学派的特点，如果不了解这个历史，就无法判定一个汉学家在本国学术史的地位，也不能了解其学术思想的来源和背景，很容易闹出笑话。汉学家也分三六九等，要把最好的汉学（中国学）成果介绍到国内，就必须做深入、细致的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整体的或个别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定各国的中国学家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学术谱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们的无知”。[1](P14) 从西方汉学史来看，如果没有一个系统而又深入的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就无法解释“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之间的巨大变化，无法解释从费正清到柯文这种学术路向的重大转变，也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到这种学术转变背后的深刻的文化原因。所以，无论是判断一个汉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还是从整体上理解汉学（中国学）的演变，没有学术史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