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并试图以此概念来关照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有的相互关系。很显然，这是一种文化之间的“自知之明”，由此使某一文化领域的人们懂得自己文化存在的真正意义。而这种关系在目前看来也许是最为合理的，也是最不为人所厌烦的，因为这种观念据说是真正注意到了本土人的文化权利，并能够把这种权利通过“文化自觉”的过程而得到真正的赋权。今天，让一个文化领域的本土人自己表达自己、自己了解自己，这不能不说是对原来被他人所描述、所表达的以既有的文化相对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对立观念的超越。与此同时，伴随着世界各种文化之间交流的增加，人们确实也不再可能去信奉那种既有的文化对立观念下的文化冲突的论调，而是回到了文化自觉理念之后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但是，这里仍有一个学理的问题没得到真正解决，那就是，在从“文化对立”的立场转变到“文化自觉”的姿态的过程中，如何克服挥之不去的文化的以及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 20世纪初叶，原本以“崇尚和描记异文化形态”为目的的文化相对主义，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导致的是一种文化研究范式上的文化对立的“恶果”（人类学家笔下随意书写下来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被后来的读者阅读和想象成为一种文化的对立与隔阂）。对于这一点的批评，最初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萨义德的《东方学》最为关键；尽管费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及这本书，但是这本书显然造就了一种社会反省的氛围。阅读费先生晚年的作品，下面这样的文化问题经常萦绕其脑海：“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可以肯定，这种问题意识带来了整体性的文化自觉模式的突显，并在费先生晚年的学术思考中占据着极为核心的地位。[1] 然而，应该清楚的是，如果既有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模式影射出来的是一种文化对立的态势，也就是西方强势文化结构性地存在着对于其他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对象化的想象，那么，同样可以预期，文化自觉的模式如果走到极端，自我认同如果过度膨胀，那么其可能有的后果就是对于其他文化存在的冷漠与忽视，这种冷漠与忽视不仅仅是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反过来也同样是成立的，而这种状况本身恰恰是有悖于费先生最初提出“文化自觉”概念时的初衷的。 二 文化相对主义成为一种看待文化的姿态仅仅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情。如果说泰勒的《原始文化》可以作为西方人对于异文化探索的开始，那么这种开始是以西方文化与西方以外的异文化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这种对立是想象出来的对立，因为其基本的做法是将西方的传教士以及旅行家在世界各地所搜集到的各种见闻，按照“进化论”的模式加以分门别类地排列；而事实上，没有这种“奇闻逸事”做“诱饵”，文化差异的表述是不会引起一般公众猎奇的兴趣的。 在人类学中，文化相对主义真正占据优势地位，最早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洲，英国甚至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受到过这种思潮的影响。因为，英国的人类学强调社会学的分析，强调社会的功能以及相应的约束机制，虽然在拉德克里夫-布朗那里，“比较”的概念还是经常会出现，但在他看来，真正能够比较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构而非文化本身。强调社会功能分析的马林诺夫斯基同样不理会文化形态上的差异。在他看来，根本的是文化的功用，一旦功用是一致的，文化也就是一致的，文化是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2] 这样一种看法，骨子里还是社会决定论的而非文化决定论的，因为，其强调社会设计好了一种机制让文化来满足其需要。在此意义上，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模式》一书在1934年的出版，标志着文化相对主义在美国的出现，使我们至少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它们没有什么进化上的先后顺序，有的仅仅是形态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一种是进取的，一种是静止的；一种是个人主义的抗争。一种是集体主义的自律。这样的文化形态上的差异最终被归咎于他们观念上的差异，“酒神型”的文化塑造了今天夸克特人视金钱如粪土的“夸富宴”性格，而“日神型”的文化塑造了祖尼人“谨小慎微”的人格。文化成为理解人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核心概念。文化成为了一种可以将不同文化加以区分的符码。 进而，在文化人类学发展的这条线路上，文化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与隔离的“物品”，似乎每个土著民族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而每个区域也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特色的文化，最后是每个国家也都应该有他们自己“别具一格”的、凝塑成为一种“国民性”的文化。这样的思维占据着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头脑，同时也通过他们的头脑去创造出形态各异、得到良好表征的一个个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跟货柜上的商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分别，我们销售自己的文化，同时也购买我们喜欢的异文化；我们消费自己的文化，同时也消费其他的文化。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不辞辛苦的异文化的访客、游人以及探险家们细致入微的记录和表述当中的，这些原初以客观呈现为目的的记录，转而成为论证文化特异性存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对于这一点，萨义德《东方学》的抨击可谓不遗余力。在他看来，西方的东方学学者对于东方社会的书写和表述无疑不是在施展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使得东方成为这些东方学学者笔下的玩偶，任意依照他们自己的想象来书写和描画，并通过一定的学术制度使其刻板化和凝固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差异以及差异中的对立都可能是由这些熟悉东方学的东方学学者书写下来的，并当作一种文化的产品转运到东方，转运到西方以外的地方，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管道。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开端的文化对立成了一种极端势力的代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东方专制与西方民主、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等等，乃至晚近影响颇广的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这些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不同时期占据着主导学术话语支配权的文化对立性的思考，追根溯源，都可以从早期的文化相对主义那里找到依据。
